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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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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澎湃新闻
时间:
2024-11-1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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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45篇。特朗普前脚当选美国总统，朔尔茨后脚就把三党联合政府搞垮。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背景下，德国政治精英有必要重新审视朔尔茨政府对中德关系种种“庸人自扰”式的干扰。拿《怎么办？》（列宁，1902）这篇指向世界历史的著名文章的标题，安在一篇普普通通的德国评论身上，怎么看都逃脱不了僭越的嫌疑。但是德国总理朔尔茨偏偏选择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的当日，解除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财政部长职务，宣告德国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解体。于是观察者不由得会在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会对世界造成的冲击与德国政坛陷入混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德国的内政纷争，突然就获得了世界政治的维度。
2024年11月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看着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左）。视觉中国 图
决裂
整个联邦政府解体事件像极了一出转折突然到来的戏剧，而观众事先完全被蒙在鼓里。归根溯源，政府解体的根基在2021年底三党联合执政时就已经埋下，当时的舆论就尤其不看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这一对理念每每相左的政党联合，而2023年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联邦政府的预算违宪（参见《西索欧洲评论｜“德意志式悲观”与三个“年度词语”（上）》），暴露了德国目前财政状况的困境，由不同的理念引导出的不同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就此浮出水面。此次矛盾突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明星》在11月1日公布了林德纳起草的一份长达18页的纲领性文件《为实现增长和代际公平的草案》，
要求在经济和财政路线方面彻底更张易弦，其中实施结构改革而非刺激政策、减税而非增加赤字、削减部分福利、推迟气候目标等，可以说是对联邦政府迄今为止政策的直接批判和背离。[ii]
这几日，总理朔尔茨与绿党背景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财政部长林德纳密集会面，商讨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舆论虽然认为三党陷入了严重的争执，但并没有看到三党把联合政府的命运作为交易筹码的迹象。然而最终却是各种负面的因素占据了上风，这里面也包括了政治家的个人情绪，最终让朔尔茨失去了协调部下的耐心——林德纳可能也没有真正把自己当做朔尔茨的部下，而更多是平等的联合执政伙伴。
据德国媒体对6日晚整个过程的还原，首先是林德纳在会面时提出，如果联合执政伙伴意见无法统一，那么应该有步骤地解散现联邦政府，提前举行大选，组成新政府。这个本来应属于政府内部交流的消息却由《图片报》迅速传播了出来。这种显然是故意泄露内部信息、利用媒体制造压力的做法令朔尔茨非常不满。朔尔茨于是告知林德纳：不是联邦政府解散，而是你被解职了！朔尔茨并且迅速发布声明，指责林德纳一再辜负自己对他的信任，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府无法达成一致的施政方案。接下来，除了交通部长福克尔•维辛（Volker Wissing）之外，自民党的联邦部长集体退出联邦政府。维辛应总理邀请决定留任，同时退出自民党。
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党联合政府就此成为历史。接下来，就是已经成为少数派政府首脑的朔尔茨总理按程序在议会接受信任投票、联邦总统解散联邦议院以启动新的联邦议院选举程序等，直至选举后产生新一届政府。按照朔尔茨的设想，新的联邦议院选举将在2025年3月份举行。
反思
德国联邦政府在公众面前从被媒体唱衰到走向解体，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按照中国观察者的本能反应，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联合执政三党的矛盾往往是没有时间差地由媒体传达至公众，尤其是决裂的最后一夜，记者用长焦镜头隔着总理府的玻璃窗记录了朔尔茨和林德纳的交流，公众仿佛是一出无声、然而意义重大的戏剧演出的观众。
这种旁观者的“不可思议”，既是对于德国政治生活透明度的赞叹，也是对于德国背离了共识文化传统的遗憾。长期以来，德国之所以被认为是欧洲的“稳定之锚”，除了因为德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表现稳健之外，也是因为德国在“全民党”主导下，很少出现不稳定的政府或政府频繁更迭的现象。在朔尔茨之前，德国甚至贡献了世界现代政治史上罕见的长期执政者：科尔执政16年又26天（1982-1998），默克尔执政16年又16天（2005-2021）。所以，当朔尔茨政府不到三年就宣告解体，是不是意味着德国政治也逐渐告别了曾经的“美好时光”，而走上了很多西方国家早已走上的政党碎片化、政治社群化的道路？
也许，这种“不可思议”还包括一个难以判断的层面，即：朔尔茨和林德纳的争执，根本在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财政观点的不同，也就是对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国家还是市场孰轻孰重的根本判断不同。林德纳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党，即使在德国面临困难的政治和经济局面时，也坚持认为小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不是问题所在，而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究竟是朔尔茨所代表的财政宽松和加大福利的主张更有道理，还是林德纳严守“债务刹车”、主张释放经济活力更能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还真是难以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回答。
僵局
德国联邦政府目前成为少数派政府，对于德国的内政外交意味着什么？
首先，德国联邦政府在自民党退出之后，也就失去了联邦议院的多数派席位，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任何需要议院表决的议程都必须获得反对派的支持。联邦议院的现实情况是：自民党在退出政府之后，没有理由继续支持现政府；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对于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志在必得，没必要为现政府、也就是选举中的对手添砖加瓦；同时，现政府也要与被视为民粹或者极端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左翼党保持距离。于是，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要想继续有效执政，只存在理论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在世界政治面临特朗普回归、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扩大等不安定因素的时候，当德国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德国社会因为移民等话题日渐分裂、政治极端势力趁机壮大的时候，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和一体化的火车头德国缺少有行动力的联邦政府。
其次，德国各政党已经进入竞选——用德语来讲就是“选战”（Wahlkampf）——模式。朔尔茨宣布解除林德纳的职务，实际就是他未能发挥领导作用，维持三党联合联邦政府的良好运作。那么，朔尔茨如何把解除林德纳的职务解释为势在必行，而避免被看作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无力兑现就职时的进步主义施政方案？德国是在他的领导下失去了宝贵的三年时间吗？
朔尔茨必须找到合适的话语，以攻为守，把这场危机至少在话语中描述为新的机遇，因为新的联邦议院选举迫在眉睫，而社民党民调大幅落后联盟党的局面必须有所改变。朔尔茨的话语策略从解除财政部长林德纳职务的声明中体现得十分清晰：
“太多次，必要的妥协被故意公开的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强烈要求所淹没；太多次，林德纳部长以不专业的方式阻碍法律的通过；太多次，他进行小格局的党派政治算计；太多次，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他甚至在我们经过长时间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单方面取消了预算协议。进一步合作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这样是不可能开展严肃的政府工作的。任何政府成员都必须认真负责地行事；遇到困难时，绝不能打退堂鼓；他们必须准备好为全体公民的利益做出妥协。但林德纳不是这样的人。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客户，是自己政党的短期生存。尤其是在今天，在美国大选这样的重要事件发生一天之后，如此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完全不可理喻的。”[iii]
也就是说，朔尔茨认为林德纳个人、而不是自民党应该为联合政府的失败负首要责任。这就在话语上把自己、把自己领导下的三党联合政府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置于正面评价之中，延宕而未能展开、或者说遭受挫折的施政方案，则成为即将展开的竞选内容。朔尔茨在宣布解除林德纳职务后，寻求与最大反对党联盟党主席、也是该党总理候选人默尔茨合作。紧接着，绿党哈贝克也宣布自己竞争绿党的总理候选人位置，自民党的林德纳也想在未来的联邦政府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一职。
德国主要政党进入竞选模式，意味着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之前，甚至是新政府组成之前，各政党的重点在于塑造自己总理候选人的形象、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攻击对手。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上下的关注点在于内部选举，施政势必退居第二位。虽然德国的联邦议院选举不会像美国大选一样令全世界屏住呼吸，但是设想一下德国社会可能发生的民粹和极端势力继续壮大、两党或多党联合政府难产等局面，这可能都不是本已内外危机重重的欧洲所乐见的。
期待
中国的观察者，习惯于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衡量外部世界。德国突然进入政治过渡期，意味着不确定性将持续数月，虽说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德国政治的未来发展会走向某种极端或目前政策的反面，但是至少在这一政治过渡期内，德国政府作为国际政治参与方的重要性下降。
按照11月初的最新民调，[iv]以下5个政党将会进入下一届联邦议院：联盟党（支持率32%-33%）、德国选择党（17%-18%）、社民党（15.5%-17%）、绿党（10.5%-12%）以及莎拉联盟（6%-8%）。自民党、左翼党很有可能达不到5%的最低支持率，从而在联邦政治生活中沉寂下去。无论是由联盟党和社民党再度组成所谓的“大联合”政府，还是绿党也在组织联合政府时担任某种角色，联盟党主席默尔茨大概率将出任下一届德国联邦总理。
在联盟党两位总理科尔和默克尔执政的32年时间之内，中德关系的发展虽然也经历过曲折，但总体是积极向上、利于双方的。相比之下，目前的中德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视角的困扰，尤以当前德国政府2023年颁布的《中国战略》为代表（参见《西索欧洲评论｜发布后，我们对朔尔茨访华可以期待些什么》），其中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寻求在对华接触中“降低风险”，甚至认为与中国进行教育和学术交往也存在风险。所有种种“庸人自扰之”式的干扰，在特朗普重回白宫的背景下——比如已经传来美国将再度退出《巴黎协定》的消息——实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默尔茨如果能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是否能够继承联盟党前辈人物科尔和默克尔的务实对华路线，促进中德携手，续写一段成功的故事？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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