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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24年,这些文化大家离我们远去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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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界面新闻    时间: 2024-12-25 15:31
标题: 2024年,这些文化大家离我们远去
在12月的寒风萧瑟中，琼瑶让我们看见“生命里的雪季”：原来当人生的火光行将熄灭时，归落尘泥的雪花也能是翩然而绽放的。我们为她的离去感到惋惜，也尊重她为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做出的决定。

在这篇有限的盘点文章中，最年长的逝者是作家齐邦媛和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百岁辞世的她们在近代史的炮火中出生长大，用钟爱的小说与诗来记录、治愈生活的颠沛流离；最年轻的逝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朱锐，因罹患癌症，他的生命停留在了56岁。今年，互联网见证了他的“最后一课”和“死亡宣言”，他亲身践行了“哲学家不惧怕死亡”的话语。放眼国际世界，一位位大家的离去让我们再次回望他们的人生故事与经典作品，从中体认生命的能量。死亡也让另一些争议浮出水面，我们看到人之为人总是复杂而充满局限。

愿你健康，并和我们一起追思怀念今年的逝者。也许有些名字没有进入媒体盘点，没有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反复的纪念，但对你我来说却至关重要。琼瑶的离去让我们思索，当死亡来临，人亦有对尊严的渴望；在无差别杀人事件中，哀悼受害者逝去的同时，亟待揭开和思省的还有激进罪恶背后的暗面；直播甚嚣尘上的今天，一个个网红接连离去，他们放大了生活中的意外，用生命叩问行业的“疯狂”；当不同国族和立场的人们彼此对立或仇恨，这个世界的战火仍在燃烧，远去的生命之下是对包容、信任与和平的呼喊。或许没有一个生命曾经白白来到世间，或多或少，世界已经因他们而改变。

在2024年年末，界面文化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

【华人篇】

戴逸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



1948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戴秉衡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因时任校长胡适担保，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由于担心连累家人，他决定改名：“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他的治学生涯最终投入清史研究，1955年，戴逸开启高校内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在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后又在人大成立的清史研究所中主持编写《简明清史》。2002年，国家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受命担任委员会主任，对境外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大量译介，将生命最后的几十年华也放在了学术志业上。戴逸曾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谌容

作家、编剧

1936年10月3日-2024年2月4日



谌容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谌容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发表于《收获》杂志，小说涉及文革题材和爱情描写，第四次文代会上受到了作家茅盾的点名称赞，称其为“中篇小说出现了初步的繁荣”的代表。1980年，谌容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小说刻画了北京某医院眼科大夫陆文婷和她周围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遭遇。他们面临生活和事业的双重压力，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超负荷运转，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小说突破了伤痕文学的历史向度，转而关注现实中亟待解决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作品一经发表即在读者间和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有评论称，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年人的生活现实，“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困难关心不够，对人才不重视，甚至存在着窒息人才的种种愚昧行为，以及某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苦闷和自我禁锢。”除了现实题材，谌容擅长从生活中发现喜剧题材，《谌容幽默小说选》特别收录了作者2021年最新创作的两篇作品。

郑振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妇好墓发现者

1929年10月-2024年3月14日



1952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立考古学专业，那一届的毕业生里只有一个女生，就是郑振香。她打小喜欢穆桂英：坚强乐观，做事有决心和魄力，对于认为正确的事情毫不含糊、精益求精。这样的性格特征感染了郑振香，也影响着她对于接下来一辈子都将从事的考古行业的态度。熟悉她的人都记得她的口头禅：考古不上一线，就像唱戏不上舞台。在离开一线正式退休前，郑振香每年有七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在殷墟考古地——河南安阳的野外。据《中国新闻周刊》对郑振香唯一的学生、现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的访问，由于长期的田野作业，郑振香用过的手铲都刮磨成了一把“小饭勺”。郑振香最令学界感到振奋的成就，是她带领发现了妇好墓，并认出了墓主是来自3200年前的商代王后、女将军妣辛。这个殷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随葬品1928件，超出了以往殷墟出土器物的总和，被誉为“殷墟小百科”。如此重大的发现，如果没有郑振香对于专业的敏锐直觉和坚持到底的精神，恐怕就将继续隐秘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岗地中——当时，累了一天的技工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往夯土下探了，但郑振香鼓舞他们说：“咱们还是干吧，干下去总有个结果，没有没底的坑。”

齐邦媛

作家

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



公众熟知齐邦媛，源于2009年她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的《巨流河》，这部描述两岸离散的自传文学取材自齐邦媛的人生过往。抗日战争时期，她先随母亲从东北来到南京，投奔在政府做事的父亲齐世英，后来全家又随流亡学生离开南京，颠沛流离。齐邦媛如此形容日军的战火——“多少炸弹从空中下来，好漂亮，像银珠一样，被炸死的人焦炭似的，路边到处都是，”这一经历导致她一生都怕吃黑色烤焦的东西。《巨流河》还被译成日文版，令齐邦媛感到意外，这意味着“生死决斗的敌人”也能够读到这段历史了。

1947年，当齐邦媛因台湾大学的助教工作来到中国台湾地区时，这里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很多人都在为能参与到重建台湾地区的事业中感到骄傲，但让齐邦媛未曾想到的是，这么一来就是一辈子。“我们那样的流离终身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真的无家可回了。”1970年，齐邦媛开始在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讲授文学院高级英文课程。她与英文尤其是与文学结缘，始于齐邦媛在母校武汉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在此任教，因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对学术界来说，齐邦媛最卓著的贡献，也是她将台湾现代文学——包括吴浊流、黄春明、李乔、朱天文等人的杰出作品——进行英译。更有学者将齐邦媛认作是将台湾文学推向国际的“拓荒者”。

在齐邦媛与昔日学生简媜的对谈中，她提到过死亡：如果最后时刻来临，“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我希望最后有两个小天使来带我走，有薄薄的小翅膀……”

严文明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932年10月14日-2024年4月14日



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食物水稻起源于东南亚或者印度。1995年，严文明和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合作，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沟，通过研究这里的植物岩，他们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消失。这一发现及后续发现使国内外学术界意识到长江中下游才是水稻的起源地。

在主持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外，严文明从仰韶文化开始，将个人研究方向扩大至整个新石器时代，并于1986年提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瓣花朵式”文明格局。考古学者孙庆伟认为，这是“迄今对我国史前文化统一性和多样性最客观形象的表述”。在2023年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严文明获得“终身成就奖”，也是该奖首次颁给中国考古学家，他的感言是：“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

王德毅

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宋史研习推动者

193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9日



王德毅少年成长于战乱中，以流亡学生身份来到中国台湾地区，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他一生长期投入宋史、历史人物年谱、传记资料、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别名字索引的研究、编辑出版与学术成就斐然，深获全球汉学领域尊重，亦化育英才，培育无数宋史研究学者，提携国际青年研究者，并主持宋史座谈会长达十八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师阎鸿中这样评价王德毅，在编写史学论著时，“他力求有凭有据地呈现人物性情、家世背景和师友渊源，善恶不隐，而下语极有分寸。尤其独到的是，善于运用史部目录学的方法，将当时及稍后学者提出的多角度评述视为理解一部作品的关键指引，兼具知人论世的眼光及阅读史和知识史的意趣。他所选择表现作者史识的案例也往往滋味无穷，因为他不仅娴熟宋代史书，更深入宋代历史，能够具见表里，洞察症结。”

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31年1月31日-2024年7月27日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拎一只小皮箱来到北京求学，看见眼前的城楼和红墙碧瓦，她热泪盈眶。当年她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父亲因战乱不许她离家太远，母亲偷偷给她十个银元作为北上路费。乐黛云在北京大学求学、任教，最终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与北京这座城和北大结下不解之缘。她回忆称，“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乐黛云开始承担北京大学留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教学工作，并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播的情形，比较文学研究的种子就此埋下。1981年8月她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学一年，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两年。在那期间，乐黛云对比较文学学科着迷至深，用所有积蓄买下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将她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乐黛云先后出版了两本英文著作，一本是袒露她在“风暴”年代真实经历与心境体验的回忆录《To the Storm》，另一本是学术专著《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她的代表作还包括《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

除了在学科领域取得的开拓性成就外，乐黛云与汤一介的60年相伴也十分动人。她自诩与丈夫是“未名湖畔同行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特殊时期权利被尽数剥去的经历使她从此秉持这样的人生信念：尽管“在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也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

朱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

1968年10月-2024年8月1日

今年春天，朱锐在《艺术与人脑》的第一节课就告知同学们，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正在化疗，每次需服用大量止痛片才能授课。他在医院签完“后果自负”的生死状，手腕上的病人手环没来得及摘下，就匆匆赶来课堂。当有医生打电话来，朱锐平静地回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在课上，他不断向同学们重复，“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我很自豪。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他用苏格拉底的话语举证，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朱锐去世后，姐姐朱素梅发文回忆，他在老家安徽怀宁被大人唤作“小三子”的孩童时代，就曾展现出超强的意志。有次，朱锐和几个同学去游泳，其中一个同学溺水了，他去救，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救，过去拖人家，结果反被溺水的同学抱住，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他挣脱不得，两个人绞在一起，脖子被掐出一道道血痕，好在两个人最后都安全归来。在姐姐的印象里，朱锐从小顽皮、爱撒野、精力旺盛，同时也天性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求知欲望。离开县城旧世界的“小三子”，已在长大后修炼成跻身哲学讲坛的老师朱锐。正如朱锐翻译的一首诗所言：“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消失” ——他将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痖弦

诗人

1932年8月29日-2024年10月11日



痖弦回忆自己从童年就生活在一个韵文、歌谣的世界。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南阳县东庄，韵文、歌谣的传递者是不识字的人，比如奶奶和外婆。歌谣中有农村生活的知识，有谜语，有做好人做好事等等内涵。后来，痖弦把这些素材运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像《乞丐》里写的，“依旧是小调儿那个唱，莲花儿那个落。”

在痖弦的文学世界里，家乡如影随形：母亲和故乡是创作的泉源，这两者本身就是混起来的意象。“我觉得幸福的人是有充分的对母亲的记忆——母亲陪着他成长，从童年少年到青年，这是幸福的。有对故乡美好、完整的回忆，也是非常幸福的。我很庆幸，我保留了对母亲、故乡清晰的记忆，让我在八十多岁还能一闭眼睛就‘回到’故乡，听到鸟叫声，闻到麦田的清香。”

痖弦在1949年去到中国台湾地区后，曾长期担任台湾地区《联合报》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1954年，痖弦与诗人洛夫、张默共同创办杂志《创世纪》，他将之称为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精神殿堂”。中年后，痖弦的兴趣转向了诗论研究和新诗历史的爬梳整理。后面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副刊编辑上。年老的痖弦，感慨于以报刊书信为主时期的光景：“基本上我们创造的那个时代还是值得怀念的，因为那个时代非常尊敬文字。我们那时候通信，把信丢到邮筒里，忽然发现错了两个字，人就会觉得很不安，围着邮箱走三遍，恨不得用手插到邮筒里去，把信拿出来，把那两个字改掉，因为觉得很粗糙，很失礼，很不应该，但现在没有这个了。”

聂华苓

美籍华裔作家，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创立人

1925年1月11日-2024年10月21日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熟悉聂华苓的作家李锐补充说，后面应该再加上“果实在全世界”。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彼时世界处于冷战期，“1968年，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却被当局逮捕了，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接到我们的邀请，苏联坦克车冲进布拉格，哈维尔流亡地下了。”聂华苓希望“让无法出来的作家出来”，她邀请许多曾受铁幕限制的作家来到爱荷华，开启他们的创作。1979年，一些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中国作家汪曾祺、柏杨、莫言、王安忆等，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

青少年时代的聂华苓在长江、嘉陵江畔长大，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读。1949年，她前往中国台湾地区，从此便在胡适负责发行的《自由中国》担任编辑。当时的台湾地区文坛盛行“八股文”，创新的文字难以发表，《自由中国》文艺版却独树一帜。聂华苓在十余年间编辑了300多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追求真实与美感，拒绝口号式写作，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风貌。她在《自由中国》工作到1960年杂志停刊，彼时正值中国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时期，主编雷震因杂志上刊载的文章被捕。同年9月4日，军警闯进聂华苓家，抓走了住在隔壁的编辑傅正。聂华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当时女儿蓝蓝正在弹钢琴，在隔壁的冲突声里，她让女儿继续弹下去。“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叶嘉莹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加拿大籍华裔】

1924年7月2日-2024年11月24日



叶嘉莹曾说，去台湾地区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她的先生也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去加拿大还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只有诗歌，是她一生中主动做出的选择。在台湾地区的日子，除了沉重的教书负担外，叶嘉莹还要面对丈夫出狱后的性情大变。艰难时局下，她也想过自尽，是诗歌救了她——那首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叶嘉莹记住的虽与原诗有出入，但她更加喜欢记忆中的那版：风吹瓦坠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在叶嘉莹带着诗词讲遍半个地球后，1978年她申请回中国教书，次年到南开大学开始了第一节课。她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于2015年定居南开园。

叶嘉莹提到自己生平很喜欢引用的两句话是“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她说她是在极端痛苦中曾经亲自把自己的感情杀死过的人，余生精神情感之所系，就只剩下了诗词讲授之传承的一个支撑点。这样的支撑点，使得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最终说服叶嘉莹接受拍摄。制片人李玉华说，叶嘉莹是个特别“真”的人，纯真、认真也较真。当纪录片拍完第一次放给叶嘉莹看时，她有一些不同意见，而且比较坚持。李玉华就“斗胆”跟她说，“您也是创作者，如果有人抓着您的手教您怎么写诗，您会愿意吗？”叶嘉莹闻言道，“也是，那就这样吧。”李玉华感到叶嘉莹生活里完全没有架子，她有专业和霸气的一面，也有待人平等的一面。

诗人廖伟棠认为叶嘉莹的独特性在于，“她的治学方法是介乎我推崇的两者：西方现代汉学家的想象力与民国早年名士风范的斩截之间的。”他还提及，叶嘉莹和另一位不久前过世的诗人痖弦分别代表了古诗和五四新诗的两个最后堡垒的消逝，“对于我们后辈，如失恃失怙一样。”

荣如德

资深俄语、英语翻译家

1934年12月11日-2024年11月26日



促使荣如德在上世纪90年代着手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动机，是一位钢琴家的壮举。他曾在翻看一本俄文杂志时得知，俄国钢琴家里赫特应邀前往美国巡回演出，节目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都需演奏45-50分钟，光弹一部就足以令独奏大师大汗淋漓。里赫特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很长的协奏曲全拿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点休息时间。“的的确确有些超自然的色彩，我动了模仿的念头。”因此，荣如德同时接下了两部大部头作品的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名利场》。他把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作“天天顿顿要服的苦药”，另一本《名利场》则是“一盒影影绰绰在前方向他招手的巧克力”。“花搭着”以这两块砖头，荣如德以三天一万字的高效率完成了初稿。

荣如德自18岁任教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教学生涯仅持续了两年半左右，就辞去工作转向专职翻译。失去不算低的稳定收入，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后来他转到编译所工作，翻译了大量优秀的俄语、英语文学作品，如奥威尔《动物农场》、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狄更斯《雾都孤儿》、斯蒂文森《金银岛》、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萨克雷《名利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晚年的荣如德依旧保持着热情幽默，与他接触过的几位年轻编辑都颇受感染。某次，上海译文俄语编辑刘晨与荣如德一起吃饭，席间荣如德说起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面对后辈的忧心面容，他真诚地说：“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

琼瑶

台湾作家

1938年4月20日-2024年12月4日



“各位亲爱的朋友知音们：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今年冬日，琼瑶在家中自杀，她留下遗书，也留下了对死亡的宣言：“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

琼瑶的人生经历有些坎坷：懂事时正值抗战尾期，和全家人从湖南老家一路逃难到四川；11岁时又因内战来到了中国台湾地区。1963年，琼瑶的首部长篇小说《窗外》出版，故事底本是她和语文老师的初恋，琼瑶前夫庆筠对此不满。“他看不起我的写作，自己又没有写出超越自我的作品来。每次一吵架，就说我害了他，我和孩子拖累了他，使他无法一展雄才。”琼瑶搬到台北定居，离婚，写作，刊出连载小说，登在平鑫涛担任社长的杂志《皇冠》上，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她的作品推动了《皇冠》的销量，平鑫涛则将她捧成了知名作家。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越来越默契，逐渐产生感情，婚后二人成立了火鸟影业和巨星电影公司，在海峡两岸都受到追捧的“琼瑶剧”正是制作发行于此时。

有学者分析，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文坛被概念化的“政治文学”统治；60年代初，结合了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学”又属于“精英文学”。而1949年后大陆读者接受的感情教育，往往强调阶级的情操高于血缘关系，爱情常被置于与革命对立的立场上。琼瑶小说给那一代的两岸读者都带来新鲜感受。她笔下的烟雨濛濛、雨下个不停的愁闷，超越了人类一般生活，揭示了激情与热爱，“我爱”、“我恨”、“我痛苦”的力量因受限制而格外强大。作家的印象紧密地压缩在他们狭小的四壁中，从思想中流出的东西无不带有自己的痕迹，他们有种未驯服的野性，永远与公认的秩序对抗。

【国际篇】

小泽征尔

日本指挥家

1935年9月1日-2024年2月6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音乐评论界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虽然训练有素的亚洲音乐家可以在西方音乐中发展出卓越的技术能力，但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音乐的诠释需求或深刻感受其情感内涵。小泽征尔凭借他的个性、音乐才能和不懈努力，克服了这一偏见。他于1961年开始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副指挥，历任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多伦多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

小泽征尔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他1935年出生于中国沈阳，后随家人迁居至北京，在此度过了六年的童年时光。小泽曾经说，自己童年的很多记忆都和北京有关，他一直记得自己住过的大杂院，连门口石狮上的弹孔他都有印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家人回到了日本，直到41岁时，小泽征尔才有机会再次回到北京，他带着父亲的遗像归来，也开启了自己与中国古典音乐界的合作。

在生命晚年，小泽征尔逐渐体会到多年音乐创作所带来的智慧，他在与村上春树的对谈中说道：“音乐家的独特韵味会随着年龄展现出来，在这一阶段，他的表现可能比事业巅峰时期更具趣味性。”

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

电影理论家

1947年7月23日-2024年2月29日



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王国》（旧译《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引用《纽约时报》影评文章的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早已成了世人研究、评价港产片时最爱使用的金句。因为家里经营的农场远处偏乡，小时候的波德维尔根本没机会去城里看电影，只能在电视机上看些好莱坞老电影。据澎湃新闻介绍，波德维尔原本打算要做高中语文老师，但始终难以放下对电影的强烈兴趣。“1965年秋天，我在纽约布利克大街电影院看了沟口健二的《山椒大夫》，被深深打动。我想要更多地了解这部电影乃至电影本身，于是同时申请了爱荷华大学和纽约大学相关方向的研究生资格。”后来他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30年，撰写或合著了20多本书，其中包括与妻子共同编写的《电影艺术：导论》，这本教科书被广泛用于电影研究课程。影评人罗杰·埃伯特曾赞誉大卫·波德维尔是电影界的活维基百科。“他能回忆起他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包括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他坐在哪里以及通常和谁坐在一起。”波德维尔分析电影的方式避开了对电影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的象牙塔理论，而是倾向于逐帧检查场景结构、拍摄角度和电影制作的其他元素。

鸟山明

日本漫画家

1955年4月5日-2024年3月1日



鸟山明代表着一代人的童年。在《少年JUMP》杂志社的讣告评论区，《火影忍者》作者岸本齐史称他为“救赎之神和漫画之神”，他和鸟山明的《龙珠》一起长大，“即使生活中有我不喜欢的东西，每周一次的《龙珠》也让我忘记了它，这对我这个一无所有的乡下男孩来说是一种救赎。”《海贼王》作者尾田荣一郎在悼文中表达了自己对鸟山明的深切敬意：“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会有植根于童年时代的《龙珠》所承载的快乐，鸟山明的存在是一棵大树。”

2023年出版的《现代漫画史》写道，鸟山明的荒诞概念和漫画风格“引发了一场真正令人愉悦的狂热”。1980年1月，《阿拉蕾》开始在《少年JUMP》上连载，《历史的温度》一书的作者张玮曾评论道，这部散发着轻松和淳朴气息，并有浓浓“鸟山明式冷幽默”的漫画作品，犹如一颗原子弹一般在日本的漫画界引爆。1981年，《阿拉蕾》动画片制成上映，收视率高达惊人的36.9%，日本漫画界干脆把这一年定义为“阿拉蕾年”。1984年，《龙珠》横空出世，29岁的鸟山明创造了日本漫画历史上的又一座巅峰，在日本网民发起的投票中，《龙珠》获得了影响世界的十部日本动漫第一名的美誉。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的《七龙珠》，也风靡了中国一代人的童年。

毛里奇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

意大利钢琴家

1942年1月5日-2024年3月23日



1960年，18岁的波利尼在华沙举行的第六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冠，公众对于他演奏风格的讨论自此不绝。乐评人爱德华·赛义德曾说，波利尼的弹奏“既不是流畅的技巧，也不是英雄主义式的努力”，而是一种“让你完全忘记技巧”的技巧。也有批评者指责他的作品只能听到“冷漠的客观性”，机械、死板。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并坚信音乐艺术的价值：“艺术有点像社会的梦想。它们似乎贡献不大，但睡眠和做梦至关重要，因为人类没有它们就无法生存，就像社会没有艺术就无法生存一样。”

据澎湃新闻回顾，波利尼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06年秋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单经波利尼亲自修改数次，他将传统与现代作品搭配，选择贝多芬、李斯特、勋伯格三位不同时代作曲家的作品组成音乐会，是想要“向中国听众展示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乐派的脉络传承”。2009年，波利尼第一次也是人生中唯一一次来到上海。为了这次演出，波利尼专门指定了一台钢琴带来上海。“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脾性，比如钢琴表面上是木头和钢丝做的，但是每一个部件都磨合了好多年，手指一触键，发出的声音就像多年相处的朋友一样亲切熟悉。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让我换一架钢琴演奏，我会觉得找不到感觉。”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以色列裔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34年3月5日-2024年3月27日

卡尼曼承认从没上过一门经济学课程，却从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共同提出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把心理研究领域应用在经济学中，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卡尼曼因此捧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杯。

此外，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广为人知。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通常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行事，随着风险的增加，任何例外都会消失。行为学派则相反，它的基础是揭示根深蒂固的心理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扭曲判断，往往造成违反直觉的结果。他生前曾在采访中给过从事研究的年轻人两条建议：如果他们没有一边想着工作一边睡过去的经历，那么他们还不够努力；第二条是避免沉没成本谬误，不要仅因开始做某事并进行了投资就继续做下去，“当你有一个看起来更好的想法时，快速转变，放弃其他一切并遵循你目前拥有的最好的想法。”

萨米·迈克尔（Sami Michael）

以色列作家

1926年8月15日-2024年4月1日



“我的生母是伊拉克，我的养母是以色列。”和许多流亡者一样，迈克尔一只脚在定居地，另一只脚在离开的故土。1948年，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与阿拉伯邻国爆发战争，他逃离了伊拉克。掌握希伯来语后，他于197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平等》，这是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中一句话的变体。这部作品以中转营为背景，那里收容了逃离北非和中东阿拉伯国家迫害的移民，这些移民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Mizrahim，即东方人。主人公大卫是难民营的孩子，他在1967年的以阿战争中表现英勇，但他发现，英雄主义和专业知识并不能使他免受歧视。

在后来的作品中，迈克尔持续探索现实主义中人的特殊处境，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利塔尔·莱维表示：“他用希伯来语描写了以前许多读者不了解或被认为不属于以色列范畴的话题和人物：伊拉克犹太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共产主义者、巴格达富有或贫穷的犹太人、讲阿拉伯语的犹太知识分子。”目前，迈克尔的作品《瓦地的小号》和《维多利亚》已有中文译本。

玛丽斯·孔戴（Maryse Condé）

法属瓜德罗普岛作家

1934年2月11日-2024年4月2日



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性侵丑闻被取消，瑞典专栏作家帕斯卡里杜发动组织百余名文化界人士组成“新学院”，赶在当年诺贝尔奖周期颁发“新学院奖”。作为临时替代奖项——玛丽斯·孔戴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获得该奖的人：“但请允许我与我的家人、朋友，尤其是瓜德罗普岛人民分享，他们看到我获得这个奖项将会感到兴奋和感动。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岛，只有在发生飓风或地震之类的事情时才会被提及。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在其他方面得到认可。”

孔戴一生创作了20多部小说，描写殖民主义、性与黑人侨民，并向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其作品主要围绕政治主题，探讨不同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其中《薄如晨曦》以17世纪的猎巫运动为背景，当时许多女性被冠以荒唐罪名，惨遭酷刑杀害。该小说去年由九州出版社推出中文译本。

约翰·巴思（John Barth）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

1930年5月27日-2024年4月2日



约翰·巴思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他总是对文学理论充满热情，又在叙事上一次次提出复杂的创新，曾受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罗兰·巴特、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推崇。巴思相信，旧的文学惯例已经枯竭，他用富有想象力和错综复杂的小说延展了叙事的极限，与威廉·加斯、罗伯特·库弗等人共同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后现代小说的先锋人物，他们运用实验性的语言探索写作中的自我意识，挑战并颠覆了传统的叙事和语法。他的代表作《羊孩贾尔斯》今年九月由乐府文化出版。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

美国哲学家

1942年3月28日-2024年4月19日



丹尼尔·丹尼特是当代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多产的著述生涯中探索了意识、自由意志、宗教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与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同被称作“新无神论四骑士”。他从不回避与他人的思想交锋，曾断言自然选择本身就决定了进化，并惹恼一部分科学家。他还曾质疑自由意志的概念，认为随机偶然性在决策中起的作用比动机、激情、理性、性格或价值观都更重要，相比之下，自由意志是一种幻想，却也是使人们接受社会规则所必需的。他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为中文，包括《我是谁，或什么》《自由的进化》《意识的解释》《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等。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美国作家

1947年2月3日-2024年4月30日



凭借半垂的眼帘、深沉的气质和主角般的外貌，保罗·奥斯特常被新闻报道称为“文学巨星”。迈克尔·翁达杰曾说：“无论选择用何种形态发声，无论想象出什么样的故事，保罗·奥斯特都是不容忽视的声音。”作为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奥斯特的作品融合了荒诞主义、存在主义和悬疑小说等元素，关注人生的无常和无限，被誉为“穿胶鞋的卡夫卡”。他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纽约三部曲》《幻影书》《巨兽》，以及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奥斯特长期过着一种“怀旧”的生活，他没有手机，用信件和座机与外界联系。在写作时，他始终用手写完成构思，再用打字机誊写手稿。他经常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复古者，他更喜欢艾米莉·勃朗特而不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怀旧和回看也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与观点里，对于美国小说，他认为伟大的作品与作家在二战后便不再出现，如今书写的衰退是一种全球现象，人们对文学几乎不再感兴趣——尤其是困难的、具有挑战性的，也就是所谓纯文学，在整个文化中越来越边缘化。

2018年，奥斯特接受了界面文化的专访，此前七个月，他的好友、作家菲利普·罗斯辞世，他谈到身边的朋友们相继离世带来的感受—— “我今年71岁了，对我而言，生命变得非常动人，每一天都更加动人。每天我仍然能够醒来，睁开双眼，意识到我仍然活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加拿大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31年7月10日-2024年5月13日



美国小说家辛西娅·奥兹克称爱丽丝·门罗为“我们的契诃夫”，这一描述流传至今。门罗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和才能驾驭长篇小说，因此执着地将漫长的职业生涯投入到创作展现稠密心理的短篇小说中，这些作品震撼了文学界，并为她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说，门罗的作品“有着其他作家在长篇小说里所拥有的道德、情感，有时甚至是历史的密度”。《纽约时报》形容她的作品为“紧密编织的挂毯，既充满张力，又余韵悠长，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广度，融合了小说的情感冲击力和诗歌的精准力量”。

《逃离》中文译者李文俊回忆，门罗曾来中国旅游过，“当时中国人谁也都不知道她，也没有人注意到她过来”，“她就是个很普通的人，像家庭妇女一样，走在街上看上去很平常。”门罗的小说多数写的都是一般人、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她关注女性的命运，描写她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里如何应对复杂的欲望。

门罗逝世两个月后，她的小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对加拿大媒体《多伦多星报》披露，自己在童年时曾遭继父侵犯，母亲对此知情，却仍然选择与继父共同生活。这一报道一时掀起舆论巨浪，也让很多人阅读门罗的视角发生转变，门罗作品的双重性似乎被揭示出来，正如作家安妮·恩莱特所说，“角色们吸收了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可怕真相，并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生活。”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

美国社会学家

1930年3月21日-2024年5月18日



“哈里森·怀特就像是给社会学家的智商测试，”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这样形容怀特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像50年前的詹姆斯·乔伊斯：所有知识分子都读他，不管是否读得懂。”在跨学科的理念进入大学校园的几十年前，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出身的学者利用当代物理学的思想和技术重塑了社会理论，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如何塑造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力量，怀特颠覆了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研究，被认为是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成名作《机会链》已于2009年出版中文版。

槙文彦

日本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奖得主

1928年9月6日-2024年6月6日



在众多普利兹克奖得主中，槙文彦或许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位，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建筑作品与他本人一样，低调内敛、礼貌周到，它们完全没有弗兰克·盖里或扎哈·哈迪德作品中的那种张扬气势，也没有他的同胞安藤忠雄以混凝土创造的令人振奋的效果。负责重建纽约世贸中心4号楼时，槙文彦将关注重点投向这座摩天大楼的底部，因为这是游客能够近距离体验的地方，他用透明玻璃取代反光玻璃，使它“看起来几乎拥抱着街道”。槙文彦曾说，他羡慕前现代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可以用一生去注视一个地方，思考如何提升其品质，他说，这种长达数十年的体验令人心生谦卑。

伊斯玛伊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

阿尔巴尼亚小说家、诗人

1936年1月28日-2024年7月1日



伊斯玛伊尔·卡达莱一生共创作了超过80部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和故事集，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传播，他的作品构成了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全景图，就像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曾评价的，“卡达莱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他采用了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创作，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1963年，卡达莱凭借《亡军的将领》一书收获国际声誉，故事中，为收集二战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遗骸，一位意大利将军跋涉于阿尔巴尼亚的村庄和田野，他沮丧地发问：“归根结底，一堆白骨还能拥有名字吗？”在之后发表的数部作品中，他持续关注着独裁统治下的人类状况，通过寓言与神话审视当代社会。尽管常常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卡达莱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作家。他曾在采访中说，“与古希腊戏剧相比，我的作品不会更政治化，我的文学仅仅服从于文学法而非其他的法律。”

今年，卡达莱的《梦宫》《破碎的四月》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了中文版。此前，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曾出版他的《错宴》《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等。更早时，《亡军的将领》曾由重庆出版社推出。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美国政治学家、人类学家

1936年12月2日-2024年7月19日



在耶鲁大学的主页上，詹姆斯·斯科特是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和一位“不好不坏的农民”——自1976年来到耶鲁任教，他与妻子就在康涅狄格州达勒姆的一座农场安顿下来，并逐渐扩大农场规模，饲养绵羊和苏格兰高地牛。1985年，《弱者的武器》首次出版，这部探讨东南亚农民如何以种种微妙方式抵抗国家权力的作品不仅帮助开创了当代抵抗研究，还确立了斯科特作为全球领先政治学家之一的地位。

这位多栖学者的毕生研究旨趣可被简要概括为：国家如何形成、国家如何控制国民、国民又如何抵抗国家权力。在多部作品中，斯科特都对国家干预行为持警惕和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每一次国家干预和权力扩展都被国家精英视为为了人民利益的善意举动。即使其理由不是出于愤世嫉俗的动机，它仍然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增强，而这是以其国民的牺牲为代价的。”几十年来，斯科特的作品不断启发着其他学者，在不同领域深入对人类社会中展现出的种种统治与抵抗模式的理解。

艾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

爱尔兰小说家

1930年12月15日-2024年7月27日



奥布莱恩的写作生涯从小说三部曲——《乡村女孩》《寂寞女孩》和《幸福婚姻中的女孩》——开始，这些作品因对女性性欲的描绘引发巨大争议，并遭到爱尔兰审查委员会的禁止，她曾收到匿名信，“言辞恶毒”，一些牧师还要求烧掉她写的书。这种状况直到21世纪以后才发生改变，2001年她获得了爱尔兰笔会终身成就奖，又于2006年获颁都柏林大学尤利西斯奖。2015年，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奥布莱恩：“通过富有人性、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品，艾德娜·奥布莱恩是最早为爱尔兰不同世代女性的经历发声的作家之一，并为爱尔兰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布莱恩的作品对深层心理或原始现实很感兴趣，而这总使她与意识形态和主流格格不入——尽管她的写作有关女性的生活与爱情，但她总是对女性主义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她对当代保持敏感，不惧改变，80多岁时，为了写作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女孩》，奥布莱恩专程前往尼日利亚进行研究，听当地一起绑架案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苦难，“她身体虚弱，不屈不挠，一个人生活，走自己的路。”在《卫报》的纪念文章中，书评作者丽萨·阿勒代斯指出，“当今天的年轻女性阅读萨莉·鲁尼、恩莱特或其他备受赞誉的爱尔兰女作家，并在她们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时，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感谢这位多年前来自克莱尔郡的无畏天主教女孩的勇气和精神。奥布莱恩严肃对待她的写作，最终她的国家也是如此。”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哲学家

1934年4月14日-2024年9月22日



詹明信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关注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他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断，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表征：“‘主体之死’导致了它的历史感的苍白，时空的失衡导致了‘歇斯底里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导致了一种无深度性。”在他看来，后现代时代遭受的历史性危机在于：“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美国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报纸上呈现的跨国主义经济社会的、高楼林立的、通货膨胀持续、经济发展停滞城市的生活体验之间，似乎不再存在任何有机联系。”

1985年詹明信第一次到中国讲学，1987年讲稿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名出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为萨特痴迷，直到这时才开始认真接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成为他们接触这些理论的基石。正是通过詹明信的著作，许多中国学者才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进而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之旅。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

美国文学评论家

1936年12月27日-2024年11月10日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开篇，桑德拉·吉尔伯特与合作者苏珊·古芭写道：“假如说笔是阴茎的隐喻的话，那么，女性将用什么器官来创造文本呢？”这本书被视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里程碑式著作，吉尔伯特和古芭在书中挖掘了长期以来主导文学界的男子气概，他们总是将女性塑造成病态的圣人或精神紊乱的泼妇，并突破性地揭示了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19世纪女性作家如何通过展现疯狂与反叛的形象表达对文学父权制压迫的拒绝，以获得文学自主权。两人此后合著多部作品，包括针对20世纪女性作品的三卷本研究《无人地带》，并于2012年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终身成就奖。古芭曾说：“桑德拉为我们的合作注入了诗意。无论是作为评论家、诗人、教师还是女性主义者，她都从未展现出任何说教姿态。相反，她通过抒情文体和一种对文学的本能反应，清楚表达了她那一代人的恐惧和希望。”

谷川俊太郎

日本诗人

1931年12月15日-2024年11月13日



谷川俊太郎自17岁时初涉诗歌创作，21岁以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闻名日本诗坛，在同名诗歌中，他写道：“我是上了年纪的少年/是尚未出生的老人/无所不知的太阳/从几亿年前就默默地为我发光。”谷川被誉为日本“国民诗人”，他的诗作有着浓郁的口语化和平易近人的特征，曾广泛入选日本中小学以至大学的教材。他说，能让更多的读者读懂他的诗，是他从事写作以来就一直想要做到的。谷川尤为重视诗的“物语性”，他认为小说是在某一时间框架内捕捉事件，而诗歌穿透生活，揭示经验的横切面，“我的诗歌中的故事性并不输于小说——小说家的书通常都比诗人卖得更好。”

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谷川说，中国古代作品中离他比较近的是李贺，因为李贺对待世界的态度跟他相似，都是面对着宇宙-人间“双面世界”写作的。对于中国现代诗，谷川说离他比较近的是于坚，在于坚之前，诗人北岛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态度对他曾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谷川说过，他认为诗歌是从天而降的灵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诗是从地里涌出来的。他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年迈时又回到了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问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啊？这是秘密。问我怎么看待爱？爱也是秘密。”当谷川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如是说，“我到现在，就像吃饭一样，已经饱尝了自由。当然这也代表着，我的欲望在减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欲望。年纪大了，就没有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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