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新四大发明的谎言就可看出,中国无论投入多少钱用于科研,最多只能在某些领域获得局部成功,而不能引领一场科技革命。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缺乏保障创新成果的法治环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在《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成长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不受约束的力量总是可能遭到滥用,以便谋求私人的利益,摧毁经济成长的潜力。任何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都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具有威胁性,因而可能转而反对经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