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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弱国无外交悲情下,泽连斯基并不值得乌克兰人的泪水 [打印本页]

作者: 经济学杂谈 时间: 2025-3-2 16:00
标题: 弱国无外交悲情下,泽连斯基并不值得乌克兰人的泪水
2月28日，特朗普和万斯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在媒体面前发生激烈争吵，美乌矿产会议未能签署，且特朗普目前对恢复矿产交易不感兴趣。美乌矛盾已经替代了美俄长期以来的对抗，成为俄乌停战中最热门的话题。在乌克兰可能成为又一个被美国决定牺牲掉的“目标”之时，本文从乌克兰知识界的内部视角出发，分析了冲突之外乌克兰悲剧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乌克兰政治经济学家尤利娅·尤尔申科认为，“两个乌克兰”的神话恰恰是促成如今局面的罪魁祸首，它和另外三个神话——转型神话、民主神话、“他者”神话——共同塑造了后苏联时期乌克兰的现实，讽刺的是，这些由国内寡头和国外资本共同建构出来的神话，构成了正在进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支柱。

第一个神话是转型神话。国际金融机构在新自由主义专家指导下开出市场化的“转型”药方，乌克兰转型期出现的大量经济问题和政治危机正是这套药方的产物。第二个是民主神话，即转型必定带来民主，但由于转型而成的政治制度仍由旧官僚掌权，仅换了“民主”外表，民主彻底沦为不同寡头集团的竞争统治。第三个是“两个乌克兰”神话，统治集团通过“信息战”对操控选民，把乌克兰撕裂成两个对立阵营，被编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种族或语言冲突遮蔽了真正冲突：外国和国内资本之间，寡头、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第四个是“他者”神话，即通过俄罗斯/俄罗斯人的“他者化”来建构乌克兰的民族身份，从而塑造出一个二分的、排他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外部危机的发酵，往往在内部预先埋下根源。作者认为，乌克兰的悲剧在于，从一开始，它的国家生成（nation-birthing）方式就出了问题。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资本，都从撕裂的社会和冲突中汲取政治经济利益。相关国家为和平而妥协的进程，只是乌克兰恢复与重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一场真正的内部改革。

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已过去三年（注：指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正处于又一次革命（Maiden）边缘。在国内武装冲突、腐败的国家行政机构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作用下，乌克兰经济瘫痪，几乎没有复苏迹象，同时，贷款还在增加，结构性调整要求越来越严格（译注：指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附带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贫困和不平等处于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水平。市场转型改革的错误药方、贷款资金的不良管理和盗贼统治集团（kleptocratic）的贪腐加深了有毒的债务依赖，并使之成为俄罗斯与美国/欧盟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对抗的操纵工具。欧盟与乌克兰自贸协定（DCFTA）谈判中的债务地缘政治使乌克兰失去了残存的事实主权，让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乌克兰困在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威权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中。欧-乌自贸协定的进一步实施意味着更紧缩、更不平等、更私有化以及更弱的医保、育儿、教育、食品等日常社会再生产支持机制。债务已成为乌克兰外交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工具。2013/2014 年后外债依赖极端情况已经成功侵蚀了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的主权现在仅靠右翼分子所注入的“爱国主义”危险言论来维系，而这种情绪又被用来抵制一切对这个寡头王国的批评之声。

▲ 乌克兰外债攀升的情况。图源：ft

2014年的冲突并非开始于基辅的子弹。普京的野心、纽兰泄露的电报、拜登的访问、麦凯恩和季莫申科的不合时宜的北约言论等，都没有足够力量转化为武装冲突。冲突的真正起源是酝酿25年之久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被后苏联时代的一系列危险神话所搅动。这些神话的发明者不愿承认乌克兰的社会或经济现实，但他们却成为那批有权塑造乌克兰未来的人。在这本书中，我表明，乌克兰之所以堕落至此，根源在于一系列病态的神话被当成真实生活中政治经济转型的基础。

所有神话都是人们出于特定目的而建构和维系的产物。自 1991 年以来，塑造乌克兰转型神话的根本目的和效果，是确保跨国资本帝国的扩张。正是这一复杂过程产生的社会影响，使民间对抗和武装冲突成为可能。

乌克兰的四个主要神话构成了其后苏联现实的基础，并让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政权得以勉强维持生存：（1）转型的神话，（2）民主的神话，（3）两个乌克兰的神话，以及（4）“他者”（the Other）的神话。这四个神话互相补充、善于变形，它们通过统治集团的情境工具适应和权力转移随着时间而变化。尽管发生了2004年和 2013-2014 年的抗议，该政权没有受到挑战，仅仅是一些代理人被赶下台罢了。因此，具体代理人的重新洗牌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仍然相关。四个神话共同构成了正在进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支柱。

转型的神话

总体而言，转型神话是一个贯穿资本主义帝国扩张逻辑的神话。（后）苏联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世贸组织的关系不仅开出了破坏性的政策药方，而且还产生了定义这些政策的霸权话语。这些药方以市场化为前提，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霸权信念中的对错标准为参照，他们认为有必要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走上基于自由市场模式的社会进化的“正确道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意识最著名（或声名狼藉）和最有影响力的表现之一，并成为冷战后新独立国家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的特殊过渡时期，而是历史的终结本身：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终极人类政府形式的普遍实现。”

在这个愿景中，除了作为国家形式的“自由民主”、作为经济体系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市场以及作为社会意识模型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空间。

1990年1月13日，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发表一篇题为“要做什么？”（What Is to Be Done）的文章，根据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说法，这篇文章是上面那套转型论述的开山鼻祖。高恩解释道，萨克斯认为“白人”肩负这样的重任：“创造出一种国际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萨克斯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成为一切国家追求的唯一合理的国内政策。”萨克斯在一系列讲座中积极推广他的建议，这些讲座后来成为“转型的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它们很快得到英美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并被输出到后苏联空间。

受萨克斯启发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经济动荡在全球各地随处可见。萨克斯思想的高涨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例子：抽象理论的内在危险经由市场神话般的迷恋助推和粗心大意的应用而变成现实。高恩说：“萨克斯坚定地致力于一个全球化、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愿景，他认为这将造福全人类。通过参与东欧地区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他看看到了推进这一愿景的机会。像所有严格的政策一样，他的政策包含一个在既定背景下、受既定约束和激励限制的相关行为者及其互动方式的模型。”

这种方法具有巨大误导性，尽管它承认了“约束和激励”的存在。首先，政治经济现实比模型预设的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政治形式也很重要。这意味着改革过程必将产生多种负面后果。其次，该模型预设首先必须向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过渡，并且它是后苏联国家的唯一选择；而我们却找不到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的理由。第三，向某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其他方式）“转型”的过程本身充满目的论色彩，向市场过渡的目的论崇拜一个虚构的对象，即自由市场，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市场”确实存在或者能有效运行。过渡论不承认其政策药方中的许多不足和局限，而是傲慢地假设“转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早在1990年就批判了萨克斯这套转型经济学立场（这也是主张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立场）所表现出的傲慢：第一，新兴国家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而拒绝共产主义（因此不需要帮它们建设“资本主义”）；第二，后苏联空间现有的社会制度应得到尊重，新制度应通过开放、辩论和妥协来实现。

1991年，为援助后苏联空间的“转型”，欧盟组建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从一开始选择的经济战略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来说，“提升私营部门的作用，使之成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关键角色，对民主转型过程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唯一一个“转型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转型的支持重点是“通过首要在私营部门的项目融资来促进转型”，并侧重于“建立支持市场经济、展示和促进市场化技能和良好的商业实践所必需的机构制度”。服务于有所区别但相辅相成的目的，这三个国际金融机构自此成为市场化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乌克兰随后出现大量经济问题和政治危机，但未能摆脱“市场转型”的教条。相反，新自由主义正以卷土重来的热忱被推向贫困社会。转型不仅局限于经济改革，同时也包括民主制度的植入，这构成了乌克兰的第二个神话。

民主的神话

民主的神话与转型的神话密不可分，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民主，有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在一个私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政体中能有效进行民主统治，这是一个更隐蔽但更有韧性的神话，它让威权新自由主义得以生存和传播。由于转型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根本上是不民主的，不仅因为它们的形态不仅是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而且因为这种形态，即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本身就以失去对其运行的民主控制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制度化，选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失权的同时，政治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也变得空心化。

1991年后干部阶层的水平几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旧官僚仍在掌权。他们和那些由罪犯变成的寡头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权力争夺，既维持民主的外表，又使得政治秩序变得不稳定，乃至达到暴乱和军事冲突的程度。乌克兰政治权力的被剥夺体现在代表性危机中，它源于乌克兰政党计划和政治的宣言性质引发的政客普遍不受信任和选民冷漠。统治者通过贿赂选民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贿赂相对便宜且容易实现。此外，潜在选民的支持通常是通过“信息战”赢得的，这成为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流通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信息真空。以这种方式，“严肃的政治、经济信息因为不符合亲建制派的观点，被从多元化、西式的和光鲜的景观中删除，由此创造了一个旨在剥夺社会的权力并使其意识模糊的虚拟现实。乌克兰许多人称这为“zombuvannya lyudej”——使人们变成僵尸。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护，是通过“从苏联时代继承来的操纵技术”而实现的，这种技术未能发展为成熟的“异议政治”（contested politics）。直到今天，统治者的权力还“建立在非正式网络和‘走廊政治’（一种既远离公众视线，也不在办公室留下书面纪录的政治）”的传统之上。他们通过滥用和操纵“信息技术，在电视上创造抓人眼球的事件，或者刺激、带偏或重塑社交媒体的叙事”，从而将旧式的操控手段用现代化的方式包装得更具可信性。

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野心，在新出现的盗贼统治政权中，相互竞争统治并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发明了空壳政党（shell parties），后者的生存依赖于虚拟政治和两个神话——两个乌克兰的神话和“他者”的神话。虽然统治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分裂是真实的，但它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是随机的，这助长了民主的神话，因为每次选举的选择看起来都像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少数几个相互竞争统治的资本主义集团派系共同打造了这个局面，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它们一直占据着乌克兰的政治舞台，按照其发家的源起地区，可以把它们分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和顿涅茨克（Donetsk）两大集团。这些集团间的权力转移塑造了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历史：

▲ 乌克兰主要的经济寡头。图源：Economist

（1）独立后的第一个阶段（1991-1998/1999年），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91-1994年）、库奇马（Leonid Kuchma，自1994年7月以来）两位总统和总理拉扎连科（Pavlo Lazarenko）所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占明显的主导地位，该集团由新红色权贵（neo-nomenklatura）和正在形成的资本家组成。第一批寡头资本家出现在天然气、石油、润滑油和燃料的贸易领域，拉扎连科、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平丘克（Victor Pinchuk）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同时通过残酷的犯罪活动，一个与之敌对的资本阶层正在顿涅茨克州形成。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总统制共和国，从而将权力集中控制在总统府，即库奇马和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亲信手中。

（2）第二阶段（1998/1999-2004年），顿涅茨克集团在乌克兰经济、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这个集团包括新任命的一些国家最高行政人员，例如总理阿扎罗夫（Mykola Azarov）和后来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在国有企业的原始积累和顿涅茨克势力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产业集团的资本集中下，资产阶级小集团形成了。到了 1990 年代后期，这些势力以阶级派系的形式出现，并分别成立了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和许多其他党，它们通过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新红色权贵向顿涅茨克的小集团转移，这是从拉扎连科的洗钱丑闻、季莫申科和YeESU失去对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库奇马和平丘克的阶级集团向顿涅茨克势力妥协开始的。2004年底总统选举之前的宪法改革将权力移交到议会上，由此保证了地区党/顿涅茨克集团在亚努科维奇可能的选举失利下，仍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3）第三阶段是 2004-2007 年的短暂过渡期。2004 年末的总统选举中，资本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长达两个月的社会抗议。这场运动由总统候选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季莫申科领导，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有顿涅茨克集团，如塔鲁塔（Sergey Taruta）和麦克奇安（Oleg Mkrtchan）的顿巴斯工业联盟（Industrial Union of Donbass，简称ISD），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资本，如克罗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y）和博霍留勃夫（Hennadiy Boholyubov）的私有集团，以及乌克兰的西方合作伙伴、美国和欧盟。抗议反对亚努科维奇选举舞弊，随后，敌对势力未能达成政治妥协。地区党控制的议会、反对党、相关资产阶级派系之间的冲突，以及尤先科未能维持对其先前支持者的忠诚，最终导致以下结果：（1）季莫申科的下台；(2) 随后任命亚努科维奇为新总理。与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有关的政党迅速失去支持，在 2007 年的议会选举中，地区党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标志着顿涅茨克阵营正式集中权力的开始。

（4）第四阶段（2007-2013/2014 年）中，顿涅茨克集团篡夺了国家权力。在2007年议会选举与尤先科所在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Our Ukraine）组成联盟后，季莫申科再次被任命为总理。随着全球信贷危机冲击乌克兰经济，季莫申科与菲尔塔什（Dmytro Firtash）在天然气市场上的竞争演变成与俄罗斯的所谓“天然气战争”，这让她失去了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菲尔塔什帮助亚努科维奇在 2010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再加上地区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顿涅茨克集团得以控制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权力的集中化因此加速了。

（5）最后但同样重要的阶段从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开始。期间发生了广场抗议、克里米亚被吞并、内乱的加剧和武装冲突的爆发。后者是“两个乌克兰”和“他者”神话的直接结果，没有这两个神话，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就不可能出现。顿涅茨克集团和地区党高层人物的下台，不仅斩断了他们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金字塔，而且实际上加剧了剩下的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竞争加剧和缺乏民主授权的情况下，岌岌可危的统治集团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分化，在“两个乌克兰”的神话中，每个乌克兰都互为“他者”。这种内部冲突、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只能通过加强高压政治来统治，荒谬的是，这种高压政治反而因眼前急需解决的冲突而被合法化了。然而，在两极分化的话语之下，日常的社会经济斗争将许多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这成了朝不保夕的统治者最恐惧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直接取决于他们刻意助长的冲突能维持多长时间。

两个乌克兰的神话

首先，“两个乌克兰”的区分完全是编造出来的神话。与之相反，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国家，它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多样化、非同质的，它的“异质性是一种历史常态（historical norms），而不是历史例外”。因此，乌克兰人的共存状态不会突然自发地引发对抗。政治技术专家们对话语的随意操控才是让社会内部的分裂被制造成冲突的根源，因为他们只关心如何争取到选举支持和诽谤政治对手。这种操纵早在20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顿巴斯罢工的矿工们被他们的“主人”利用来对付基辅政府，为的是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新红色权贵达成一项市场准入协议。到21世纪初，这些政治技术专家以精湛的技艺制造出了“两个乌克兰”，被剥夺者则被有计划地利用于阶段性抗议和选举舞弊。亚努科维奇对决尤先科的竞选活动正是划定两个乌克兰之间的界线的决定性时刻。

乌克兰当前在意识形态、种族或语言中不断发展的冲突，往往是有意操纵的观念/政治的对立，这种冲突是社会阵营、阶级及集团内部和互相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化带来的结构性破裂的结果。真正的冲突是国内寡头和国外资本（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企业）之间的阶级形成和斗争升级，他们通过顾问、金融“支持”相关组织等各种形式，间接参与乌克兰的政策制定。2014年的抗议活动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根据一项对 1037 名广场抗议参与者进行的调查，他们中的92%不属于任何政党或非政府组织。参加抗议活动的三个最常见的原因是：(1) 反对武力镇压，尤其是11月30日晚上对抗议者的殴打（70% 的受访者）；(2) 总统拒绝签署乌克兰-欧盟结盟协议（53.5%）；(3) 改变乌克兰生活的愿望（50%）。只有 5% 的人表示他们是响应政治反对派领导人的呼吁而加入抗议活动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来说，这场运动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阶级”（class）。

“他者”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的盗贼统治政权在 2013-2014 年的暴乱中幸存下来。心怀不满的公民转而投票支持波罗申科担任总统，许多饱受争议的人重归议会，以抵御克里姆林宫对基辅政府合法性的攻击。然而，这场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史上最微弱的胜利，并不足以让统治集团忘记，广场抗议没有认可他们的领导权，他们的时间是借来的。东部的冲突现在既是乌克兰统治集团最大的诅咒，也是他们最大的赐福，因为现在他们可以用冲突作为开脱的借口，不去进行以社会为导向的改革，不去应对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持续的宏观经济危机和腐败问题，以及为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提供辩护。最重要的是，武装冲突使其他社会团体能够分割社会并使异议变得无能为力。

许多乌克兰人现在正在被一个对立的“他者”（othering）所改造。社会经济剥夺没能滋生大规模仇外心理，在俄罗斯以及后来的美国/西方及其乌克兰走狗助推下成功炮制的“两个乌克兰”话语却成功激发了仇外心理。这套话语错综复杂，它不是赤裸的宣传，而是“允许有争议的媒体空间，以便当地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叙事，哪怕叙事已被人为操纵了。”操纵者是 “一群手握后现代技术的干涉大军：政党管理者和金融家、官方编剧、克里姆林宫的博主、喷子和所谓的网络旅团（web-brigady）”。克里米亚的吞并、乌东的战争和“他者”的分化趋势，是这种神话制造的直接后果。

乌克兰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国家获得独立时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延续到了2013-2014 年的暴乱。事实上，其不定形（amorphous）和分离性（disjointed）是导致抗议活动演变为武装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外部行动是推动乌克兰国家诞生的因素之一。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这种形式的国家生成（nation-birthing）却充满问题。国家“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有它的边界，其他国家就在边界之外”，想象中的共同体成员共享对共同体限度的理解，这些限度划定共同体的范围，而不是切割共同体的内部。国家总是“被想象为一个主权国和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实际不平等和剥削，国家总是被理解为基于深刻的、横向的友伴情谊。”十多年来，政治操控技术对共同体的系统性破坏已经削弱了这种友伴情谊。

通过“去共产主义化”，乌克兰人牢牢地将自己锁死在俄罗斯人这一“他者”的对立面。这种话语和身份政治的转变是自相矛盾的。首先，“俄罗斯人”含义没有明确定义，因此首先被民族主义者任意臆测和操纵。由于两个族群共同的政治、文化、宗教和语言历史，因此把他们分离开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不免荒唐。第二，“俄罗斯人”和“共产主义者”不是一回事，当今的俄罗斯和苏联或苏联的遗产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混为一谈只是又一个落入陷阱的例子，即“乌克兰人”及其未来被定义为“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任何东西”。

一种基于对俄罗斯的“他者”身份的二分法和并列的民族想象是危险的和狭隘的。它将乌克兰民族形象的形成和存在与拒斥作为“他者”的“俄罗斯人”联系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乌克兰/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俄罗斯人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将乌克兰人定义为“除了俄罗斯人之外的任何东西”（anything but Russian）将意味着切除目前和历史上构成乌克兰人身份的部分内容。因此，“他者化”不仅发生在分离主义/俄罗斯同情者和“爱国者”的社会分离层面上，通过拒绝一个人的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身份中的一部分，“他者化”实际也发生在个体层面上。因此，我们正目睹一个分裂进程，一个自上而下强力地重塑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过程。爱国主义修辞以及对乌东交战双方的批评言论进行“非法化”（criminalising），所做的无非就是在昔日乌克兰地理边界内制造出新的“他者”。

对“他者”的贬低加深了社会分裂。“他者的神话”诞生于2004年尤先科/亚努科维奇的竞选活动，到2014年，“西乌克兰”的形象已经被贴上了班德拉派民族主义者（译注：斯捷潘·班德拉，著名乌克兰右翼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被指责为“甚至算不上人类，而是山羊（not even humans but kozly）”，而“东乌克兰”则被贴上了醉汉、吸毒者、傻瓜和黑帮的标签。除非我们重新审视和彻底拒绝被人为认定和他者化的“俄罗斯人”、 “班德拉派”和“顿涅茨克派”，否则这种对立仍会继续下去。随着俄乌外交和军事上的持续对抗，以及被操纵的政治和媒体言论的日益加剧，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

乌克兰民族的统一需要基于现代性，而不是基于他者神话，因为后者的整合潜力非常薄弱，并且越来越堕落为极端民族主义和附庸国分离主义，并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结论

即使2014年4月克里米亚被吞并，乌东的武装冲突仍然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本不应该发生。帝国不会一夜崩溃，也不会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顺利扩张。“历史的终结”背后的矛盾二分法是，一些人认为历史可能会结束，而另一些人则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两者都错了——历史不会在一夜之间结束，而是在不断变化。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乌克兰的寡头们，都对以市场和权力的名义流的血负有责任。

马基雅维利/葛兰西式的同意（指统治者通过同意、文化等手段，使民众自愿接受其统治）只是社会权力基础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强制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在理想情况下，强制手段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来对付违反社会契约的人，所谓的社会契约，就是协商一致的治理模式或社会再生产模式。当统治集团开始失去对其统治的合法性或公众认可时，就需要扩展强制机制——象征性的和物理的——以压制不满情绪，并保证相关统治集团的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话语操纵或违反先前社会共识的宣传，以及强制手段的延伸，在公众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成为不断变化的共识的一部分。但是，当这些变化突然大规模发生时，就更可能形成一个起初是被动的、但逐渐连贯并内在地反抗霸权的历史团体。这个团体可能不久就会耗散或粉碎，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暂时让步，他们有可能再次被纳入霸权模式。又或者，他们将成为整个体系内部的变革性甚至是革命性力量，但是取决于环境条件、偶然性和全球范围的因素。

雇佣外国人管理其政府部门的痛苦，证明了乌克兰的执政集团已经别无选择。更危险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的统治受到质疑，而在于他们的政权和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受到质疑。这四个已经渗透到乌克兰公众意识中的神话没有受到足够的挑战。神话需要被质疑，神话可以被改变，而不是被崇拜。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些神话，那么我们将有望看到威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被严重挑战——而持续的社会不满正孕育着这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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