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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智猪博弈”:鲁迅会怎么看敲车窗的青年 [打印本页]

作者: 海边的西塞罗 时间: 昨天 05:00
标题: “智猪博弈”:鲁迅会怎么看敲车窗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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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了个新闻，说7月2日，一辆K1373次列车在浙江义乌发生事故，虽无人伤亡，但旅客被迫滞留在车厢内长达三个小时。

这期间车厢里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由于正值夏季，南方天气又尤其闷热，在宛如铁皮屋子的车厢里闷久了，很多乘客就有抱怨，要求开窗透气。

但现在的列车，车窗是不能开的，想开窗透气，就必须用紧急备用锤砸窗户。这就涉及到要破坏公物，乘务员不敢做主，于是大家就这么僵在这里，乘客执着于抱怨，乘务员疲于说服。气氛激烈，车厢里也越来越闷热。

正在此时，一个黑衣小伙子挺身而出，也不多说话，就是径直取下应急备用锤，把车窗给砸了。

车厢里这口气，总算是透上了。

但小伙子旋即被带走，当然，警方随后立刻发布公告，说没有为难这位小伙子，就是“批评教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释放了。

恩，处理结果挺正能量的。

不过此事还是引发了很大的舆论，我看大多数论者都是同情和赞同那位小伙子的。六神磊磊老师昨晚还刚写了一篇谈这个事儿的文字，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引发这么大的舆论，见义勇为的小伙子被带走讯问，大家担心好人没好报（当然，很高兴真如警方所言，他并没有被过多为难）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模拟出的那种状态，实在是太经典了——炎热的夏季里，一个闷不透风的铁皮屋子，一群闷在屋子里的人就要不要砸窗户、怎么砸、谁来砸展开争论。吵了半天总不得法。而一群有手有脚的大活人，如果竟然就这么被闷出个好歹来，实在是显得太笨了。关键时刻，终于有人挺身而出，做了个简单但勇敢的“开窗”动作……

这其实就太像一个有关公共生活的思维模拟实验了。

但“公共生活”这个概念，对中华文明来说属于新词儿，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类模拟实验的首倡者大约是鲁迅先生。

而且鲁迅先生用的就是这个“铁屋子之喻”，且经常提起，仅以我曾读到过的而论，在不同文章他至少提过三次。

一次是在他最初的文集《呐喊》中，自序里，鲁迅写自己为何明明已经心灰意冷，却还坚持要写书“呐喊”的心路历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作文章了，这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又一次是在《无声的中国人》中：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还有一次，是他的一篇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整个散文诗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小说，奴才逢人就哭诉主人待他不好，让他住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聪明人”只给予奴才口头上的同情，唯独傻子却真的跑去那间屋子，打通墙壁，给奴才们开窗户。而在傻子真行动的时候，奴才们却又联合起来，指责傻子的开窗是侵害了主人的利益，联合起来把他举报、拿下了，押送到主人那里邀功请赏。

……

你可以看出，这三次引用里，鲁迅依旧是越写越绝望的。从最初受了钱玄同一句话的激励，决心起来试试开窗，到后来再次深感国人“喜欢调和折中”，到最后再次失望，直接开骂阻止他开窗的人真是奴才……

真的，鲁迅的书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他的脾气是越来越坏，心境是越来越绝望的。

不过鲁迅先生骂归骂，他没来得及或者说不屑于去谈清楚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所谓的国人喜欢“居中调和，大多数人宁可闷死也不敢开窗这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2

鲁迅去世后不久，以数学家纳什为先导，西方兴起了一个有趣的学问，名为“博弈论”。

纳什根据自己创立的博弈论，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维实验，名叫智猪博弈。

智猪博弈的故事，是假设：

在长条形的猪圈中关着大小两头猪。猪圈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有一个按钮，可以控制猪食槽中的食物，按下按钮后就有10单位的猪食进入食槽。

由于大猪身体壮、进食的速度快，如果大猪先到达食槽处，可以吃到9个单位的猪食（小猪吃到剩余的食物，下同）；

如果同时到达，大猪吃到7个单位猪食；

如果小猪先到，小猪能抢到4个单位的食物，大猪吃到6个单位。

另外，按下按钮者跑到猪食槽处需要付出2单位猪食的代价。并假设两头猪从按钮处跑到猪食槽处所需时间相同。

那么博弈开始，两头猪都有两种选择：按按钮后跑到猪食槽，或者在猪食槽处等待。

因此，可以列出下列纳什矩阵（行表示大猪，列表示小猪）：

从矩阵中可以看出：

大猪选择行动的时候，小猪如果行动，小猪其收益是1。

大猪选择行动，小猪等待的话，小猪收益是4。

大猪选择等待的时候，小猪如果行动的话，小猪其收益是-1。

大小猪都等待的话，大小猪收益都是0。

那么综合来看，无论大猪是选择行动还是等待，小猪的选择都将是等待。即：等待永远是小猪的最优策略，想要吃到食物，“大猪”必须自己去踏动踏板。

“智猪博弈”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学价值的数学工具，它说明了在一个一般社会里，为什么肯于出钱出力冒一定风险触发社会变革的往往都是富裕的有产阶层（大猪）、而底层穷人（小猪）则一般对公益事业处于躺平状态。

比如在古代中国乡间，肯修桥补路、出钱修宗社、办社戏的，往往都是乡绅们。

比如在十三世纪的英格兰，面对“无地王”约翰的不合理征税，最先起来反抗并逼着国王签订大宪章、要求国王申明保障臣民合法私权的是贵族阶层。

比如在十八世纪的美国，面对英国对殖民地的不合理加税，最先发动独立战争，签署《独立宣言》，申明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美国“建国先贤”，其实也是一帮社会中高层乡绅、知识分子——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一共有56人，其中律师 25人、商人15人、医生4人、种植园及农场主10人、科学家1人、牧师1人。从这些人的职业看，他们在当时都属于上流社会人士，受过良好的教育。

所以，谁来推动革新？这其实无关道德（或者说只是表面上呈现为一种道德选择），深层的本质则是一种“智猪博弈”的理性原则使然——因为在这些正向的社会改革、社会进步过程当中，最终能拿到改革利益大头的，就是那些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大猪”们，至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小猪”，由于即便改革、进步发生，他们所能分到的利益也相对较少，甚至抵不过推动变革所要付出的风险和成本，所以他们宁可选择“搭顺风车”、或者说“躺平”——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

纳什的智猪博弈模型似乎很完美，但我觉得，可能受到自身的文化、历史经验局限，他忽略讨论了另一种极端情况——假如无论大猪还是小猪，要跑去踏动踏板，所需要付出的风险和成本都被拉高到极高、甚至无限大。踩动踏板者的总体预期不再是奖励而是惩罚，那又会发生什么？

3

比如，在这个猪栏的边上，站着一个农场主，向这些猪们声明，谁要是踩动踏板要吃的，他就把它宰了当今天的晚餐。而猪们又足够聪明并且胆怯，那么大猪和小猪又会由谁去踩踏板呢？

我不是数学专业的，无法画出精确的纳什图表，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智猪博弈”的逻辑很可能就翻转过来了——选择躺平、无论如何都不去踩动踏板的就不再是小猪、而是大猪。

因为不管怎么说，大猪好歹有它那一身膘，哪怕食物不降临，饿一饿，忍一忍，总还能熬过一些时日。实在不行，凭着这一身蛮力，饿极了的时候，跳出猪栏，跑到外面去找野味充饥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小猪则相反，它们没得选，几天不吃饭，大猪可能还能熬一熬，小猪可能就得饿死了。等死，死于踏踏板可乎？于是最终会有勇敢的小猪去踏踏板。

这个极端情况的“智猪博弈”同样有社会学意义，我觉得六神老师在《把K1373次“敲车窗”这件事讲清楚》一文中做的讨论，好像就有点这个味道。

砸车窗玻璃，破坏公共财物，可能是要给自己惹麻烦的。而这种麻烦在很多国人看来很麻烦，于是“另类智猪博弈”就开始了——

有一小部分人很幸运，有空调冷饮、或者座位刚好在阴凉处，反正我有空调，有冷饮。虽然车厢里闷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困，但这个破窗成本也不需要我来付啊！我悄悄躲起来吹空调、吃冷饮，等哪个忍不住的去砸窗户，当这个出头鸟就好了么！

还有些人不那么幸运，但却极会自我PUA，想些什么“心静自然凉”啊，或者“车厢里这么热，好心的乘务员绝对不会不管的！“之类的事情，反正就是认准了一点——就是闷死，我也不当那个开窗的出头鸟，甚至我要谴责和痛恨那个破坏公共财物砸窗的人！

这两类人，大约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聪明人和奴才，或者纳什笔下的大猪以及非但智商堪忧，而且畏葸猥琐的小猪。而最终破窗的一定是“傻子”或者勇敢的小猪。他们承担了砸窗的代价，而所有其他人，都等着他们在破窗并被带走后，抢到那个风口上去吹吹风。之前的麻木与之后的蜂拥，也真堪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行文至此，我本想在这个地方对这种可恶的人性写下一万句讽刺，但想想还是算了，该骂的话，鲁迅早替我骂过了。

这是六神所谓“二元二次方程”、或曰“智猪博弈”的复杂模式。

然而我们更深想一层，会发现“另类智猪博弈”其实还有计算更深的第三层模式，或曰“三元三次方程”。

这种模式的例证是可以从历史中去找寻的，而且很不幸，是我国的古代历史。

在秦末的大起义中，最先喊出“伐无道，诛暴秦”的陈胜吴广，固然是“瓮牖绳枢之子”、是小猪、而且他们也如威慑声明的一般，被秦朝拼尽最后一口力气集火消灭了。但最终得天下的，却也不是项羽这样“六国贵族”，而是刘邦这个泗水亭长。

一帮群雄打到最后，为什么最后是刘邦这么个人得了天下？

这个事儿，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看不太懂。

因为他在一起打江山的那群老兄弟里也不算什么人物，萧何是当地县吏、张良更是六国贵族、连韩信也好歹也算个破落士人。怎么这帮各自有才的人最终就公推了刘邦这么一人呢？

可是套用我们刚才提出的“另类智猪博弈”理论就多少能理解了——在踩踏板惩罚被拉高到无限大的时候，去踩踏板的永远不会是还有勉强生存余地的大猪，而是小猪。秦朝法律本来就把这个惩罚预期拉到极高，动不动就搞连坐诛杀，萧何等这帮有家有室、有产有业的“大猪”自然不舍得出头，那就只能公推刘邦当这个“沛公”——反正这货当时已经在芒砀山落草了，出不出头失败了都是个死。你看，本质上这又是个“等死，死国可乎”。

更耐人寻味的其实是刘邦得天下后的施政——与后世所想当然的，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尽废秦制不同，实际上，“汉承秦制”是一个公认的史学结论。也就是说，刘邦在革命成功后没有致力于摧毁那套当年把他自己逼得芒砀山落草的秦制，而是改进甚至强化了它，并最终让它为己所用。并且他对当年公推他作沛公的老兄弟也颇为不客气，杀韩信、逼萧何、连最亲信的樊哙，如果不是刘邦死的早，也差点被“尔至军中，立斩哙头”了。

为什么刘邦要如此呢？其实我们如果懂得了“另类智猪博弈”的道理，深入刘邦的内心，就能理解他对功臣和子民的凉薄到底为何——秦朝对我确实狠了些，但你们当年对我也并无恩义啊！你们公推我作沛公，图的是啥？还不是想把老子顶在最前面冒风险？老子可不傻，如今老子总算得了天下了，代替秦皇继续压榨你们，这是老子应得的！

因为踩踏板的风险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敢于去这样做的小猪，不仅往往都是“舍得一身剐”的“刘邦”们，而且要在成事之后延续旧法加倍讨要“血酬”，以至于“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就成为了我国古代“治乱循环”却总也跳不出秦制窠臼的根本原因。

甚至还衍生出了一些更进阶的版本——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开创明朝的朱元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刘邦千年后的镜像，他们同样是出身寒微的“小猪”，只不过因为千年过去，历代“踩踏板”的风险成本已经被层累到极高，朱元璋在维护和讨要“血酬”上展现的比刘邦更为迫切、严苛。他制定了远超前朝、优待宗室的“亲亲之恩”，以便自己的子孙能最大限度享受这份风险收益。又规定了至明代为止最严苛监察臣民的制度，老百姓出县都要开路引，而锦衣卫、以及其后代子孙开设的东厂西厂，则无所不用其极的监视百官臣僚。

但如此严苛的设计，无疑更进一步升高了踩踏板或曰破窗的成本，最终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明末起义。

但这个时候，像张献忠那样的“起义”，已经很难说是在做什么“踩踏板”推动社会公益的变革了，“义军”所过之处，如蝗虫席卷麦田一般，把粮食和人口劫掠一空，有用的就留下，没用的就杀掉，甚至当成了行军口粮。而流民们“起事”的最初动机，也已经不是去变革社会，仅仅是想通过抢掠、屠杀他人换取过一天算一天的苟活。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杀！”by 张献忠。

这种逻辑，在纳什的“智猪博弈”的一种最极端形态，大约是踩踏板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于是饿极了的大猪小猪们开始互相撕咬、吞吃。换在鲁迅的铁屋子之喻里，则是大家闷热已极、却都不想着开窗，看见别人有口水喝、乃至有冷饮吃、有阴凉地躲、就上去劈手抢夺，最后大家在闷热的屋子里打作一团。不想开窗，却都争那点比别人多忍一时的可怜资源。

或者，说的最简单些，也就是底层互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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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智猪博弈、或曰铁屋子之喻，探讨到这个层级，怕就太幽深、太黑暗、也太悲观了。让我们停下在人性互相算计的深渊中无尽的深潜，浮到阳光普照的海面上来，好歹透口气。

你会发现，本来就是个踩踩踏板、给点饲料，或者开个窗户、透透气的事情。

乘务员但凡通情达理、敢负责一些，允许乘客开窗，这事儿就解决了。

或者乘客们更抱团、更懂得协商一点，形成公共决议、公推出一个人来代表大家去砸窗户，并事先跟乘务员讲明，真要追究起来，大家责任共担，这个事儿也刷刷的就解决了。

这一切，本来根本没必要搞得那么激烈、拖沓、复杂。

纳什的“智猪博弈”之所以以猪为例，我想，是因为他假定人毕竟比猪聪明，会互相协商、达成共识，一致行动。而不是像猪一样只能深陷在囚徒困境里、作原子化的博弈。荀子有云，“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么！

可是如果我们居然比故事中的猪还要原子化、把聪明劲儿全用在互相算计“我有冷饮降温，比你能忍，我就等你开窗受罚、然后我上去享受风凉”上，那我们就真真的其实比故事里的猪还蠢，还要可笑了。

至于真把智猪博弈玩到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以至于这样无限套路下去。我要说——这样算计和博弈的历史，轮回的越多，也实在不是什么荣光，反而是耻辱。

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鲁迅先生那里吧。

作为讨论“开窗户”问题的先行者，他一方面对国人开窗这件事越来越失望，另一方面，却也留下了这样满怀希望的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所以，干杯！让我们祝那些不想那么多、不算计那么多、不恐惧那么多，只认定天热了就该开窗、一扇玻璃没有一车厢人命重要、并勇敢这样去做的人们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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