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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特朗普和普京的交易，关中国什么事？ [打印本页]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时间: 2025-8-26 03:00
标题: 特朗普和普京的交易，关中国什么事？
“局外人”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峰会，讨论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尽管特朗普自第二任期开始，一直想在结束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但事情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根据他简单设想的方式获得进展。有一段时间里，因为俄方的强硬立场，特朗普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次，特朗普通过其特使外交又再次把这件事情提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并且决定了俄美两国首脑的峰会。尽管大多数人对这次峰会的前景并不看好，但这件事情很快引出了各方的强烈反应。

当地时间8月22日（周五），特朗普炫耀普京发给他的阿拉斯加峰会照片。

01各方反应：美俄峰会引发的国际波动

▍欧洲

首先是欧洲。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一直深度参与其中。拜登执政期间，美欧联盟竭力支持乌克兰，使得乌克兰能够坚持到现在。特朗普对欧洲对待这场战争的政策一直感到不满，认为欧洲（主要是北约）的方式既赢不了这场战争，也结束不了这场战争。不管因为怎样的原因，等到其第二任开始，特朗普已经对这场战争的持续变得相当不耐烦了，他领导之下的美国更是不想再继续卷入这场战争。因此，特朗普试图跳过欧洲，通过直接和俄罗斯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这种局面当然是欧洲最为恐惧的。

特朗普对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深感兴趣，他所向往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个地缘政治大扩张时代的美国。但是，特朗普对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似乎毫无感觉。自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一直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尽管苏联解体了，但欧洲所认知的俄罗斯威胁并没有缓解，因此北约大举扩张，直至俄罗斯的后院。这也是普京总统发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这次特朗普要以牺牲乌克兰领土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那么欧洲的恐惧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在欧洲的认知中，如果那样，这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战争的开始。因此，在特朗普和普京峰会之前，欧洲国家先发制人，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欧洲强调，尽管特朗普总统要终结这场战争的初心是需要肯定的，但欧洲反对以牺牲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的方式来向俄罗斯“求和”。

▍乌克兰

乌克兰作出了更为激烈的反应，总统泽连斯基声明，没有乌克兰参与的任何有关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都是没有用的。泽连斯基的反应最为自然不过了，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应当有的最基本的立场。俄乌战争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乌克兰自然要参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进程。对乌克兰来说，最无奈的就是，如果特朗普真是以牺牲乌克兰领土的方式和普京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那么乌克兰又能够做什么呢？

▍其他国家

不用说是欧洲或者乌克兰了，所有这些问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难题。战争持续了那么多年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有巨大的牺牲，但没有人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很少人对特朗普想结束战争的初心持怀疑态度，但对其所要使用的方式持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即使特朗普本人也是心里没底，因此在过去的几天里，一直在变换着有关这次峰会的说法。

▍中国

对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有关自身的问题，那就是西方所谓的中国和这场战争的“关联”问题。尽管这场战争和中国毫不相关，并不是我们的战争，但自这场战争发生以来，西方阵营一直把中国和俄罗斯深度绑架在一起。西方不时地声称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支持者”，对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想通过各种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但在西方的认知中，“如果不是和我站在一起，那么就是和我的敌人站在一起”。对即将举行的美俄峰会，俄罗斯方面知会了中国，告知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中俄关系不会变化。我们自然非常乐意看到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这场战争进行讨论。不难理解，中国与美俄讨论结束战争的进程无关，因为这场战争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战争。不过同时，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此前西方要把俄罗斯和中国深度捆绑在一起？很多人甚至不理解中国是如何被西方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的？

实际上，这些还都是表象，还有更多的具有实质性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从深层次看，俄乌战争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一场博弈和游戏，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西方是如何在玩这场游戏。

如何理解这场国际政治的游戏？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试图从西方的思维架构中来理解这场游戏。也就是说，要从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战争，从这些国家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定位来理解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位置并非仅仅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位置，而是这些“其它”国家所认同的位置。

02如何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这一基本问题。尽管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但要理解西方对我们的看法还是要从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为起点。

简单地说，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形式性理论，一种是实质性理论。

▍形式性悖论

形式性理论始于威斯特法伦主权体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三条原则：

1. 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国内事务拥有主权，排除所有外部势力侵扰；

2. 各国互相承认主权并互不干涉他国内政；

3. 每个国家（无论大小，或强或弱）的主权平等。

这一理论以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命名。欧洲当时主要的几个参战国家，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瑞典、荷兰，同意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随著欧洲的影响力传遍全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特别是主权国家的概念，成为国际法和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主权国家体系在18世纪进一步发展，在19至20世纪达到巅峰。二战之后，几乎此前被沦落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独立主权国家。

但是，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各区域人道主义灾难频发、恐怖主义盛行、环境问题日益恶化，而联合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促使人们对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产生怀疑，甚至质疑。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西方更是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命题，并对主权国家进行武力干预。不用说，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有其背后的理由，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而言，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事实上，即使在主权国家高涨的时代，这种干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一个强权对另一个较小国家的干预。

▍实质性理论

这就涉及到实质性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实质性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实质性理论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强权政治本质。因为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力体”，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犹如“丛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尽管近代以来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并不改变国际关系的现实。

实际上，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也仅仅只适用于西方国家之间。当这一原则扩散到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其原则性越来越淡薄，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涉及到国际关系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国际政治的单元是什么？是抽象的、没有差异化的主权国家还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具体的、差异化的国家？

03文明的冲突：宗教与国际政治

历史上，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着。在近代主权国家崛起之前，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宗教之间的冲突，尤其体现在“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1096-1291）是一系列在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的战争，由西欧的封建领地主和骑士对被他们视为侵略者的伊斯兰政权（地中海东岸）发动持续近200年的战争。之后，欧洲内部在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初经历了一系列宗教战争。1517年新教的宗教改革开始后，战争扰乱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或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秩序。战争不仅体现为宗教冲突，还体现为叛乱、领土扩张和大国冲突。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天主教的法国与新教势力结盟，反对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尽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而结束，但较小的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710年代，包括不列颠群岛的三王国战争（1639-1651）、萨伏依-瓦尔登斯战争（1655–1690)，以及西阿尔卑斯山的托根堡战争（1712）。

尽管随着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世俗化的强化，宗教色彩变得淡薄。但宗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战争，战争也一直在求助于宗教。世俗化是近代物质利益发展和商业理性的产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商业理性的崛起终于可以促使世界逃离基于宗教非理性之上的战争。既然商业世界可以通过正常的竞争而获得利益，并且商业世界的竞争往往是双赢的游戏，那么为什么国家还需要诉诸于非理性的因素呢？不用说宗教了，连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都不重要了（熊彼特的观点）。但这些论断经不起经验的考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宗教战争亦然。宗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信仰、文明和文化等类宗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只要政治存在着，宗教或者类宗教就会介入战争。

迄今，世俗化还在继续，但宗教依然存在。实际上，人们很难排除世界再宗教化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类。只要是人类，物质利益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精神或者其它文化因素。在宗教文明中，西方是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远的，但现在西方本身已经出现了不适应。作为西方大本营的美国就是典型例子。宗教政治是今天特朗普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另一些从宗教转向世俗的国家也出现不适应。土耳其是典型。自近代以来，土耳其走的是“世俗化”路线，但近几十年来，土耳其走的是“再宗教化”路线。要意识到，这些都是主权国家的“宗教化”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那么人们更没有理由否定宗教政治的回归了。尽管宗教极端主义的单位体现为非主权国家，但不仅其本身的崛起是政治所为，而且这些非主权国家的行为和主权国家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可见（或者人们能够理解）的边界。

在当代，宗教战争这一论题因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再次升温。亨廷顿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为一本专著，取名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作者这里所说的是产生于西方文明的两种世俗意识形态，即西方基于绝对私有产权之上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苏联基于绝对公有产权之上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尽管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作者也多被批评和攻击。不过，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还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国家国际关系本质性的东西。

04五大圈层结构与复杂的西方国际关系

如果是物质利益主导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是可以度量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理性只是物质利益，那么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一旦当宗教、文明和文化这些主导或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我们便失去了度量的依据；如果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更是为了不可度量的软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确定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因此，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国际关系存在太多未知，美国内部、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美俄之间、伊斯兰国家之间、伊朗与美国之间.....到底在发生什么？很多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出乎意料就是因为不理解。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多得惊人：美国与欧洲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也发生冲突和战争（最典型的是一战和二战），但为什么在对待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又表现为团结？为什么特朗普如此这般对待欧洲，欧洲还是那么“倾心”于美国？为什么欧洲国家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抗美国？欧洲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俄罗斯总是要加入西方，变成西方，而西方不接受俄罗斯？美国与俄罗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美俄双方都会作出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行为，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

我们更不知道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除了我们观察到它们两者之间经常在发生冲突。我们不知道中东的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伊朗和美国以如此“巧妙”的方式来互动？

很多人自以为理解这些，但充其量也只是假装知道。实际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经常会犯判断性错误。例如，为什么最近在我们认为有利的形势下召开的中欧峰会没有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果？为什么特朗普和普京一边斗争激烈而一边搞“亲密”接触？为什么人们对美俄两国的互动感到紧张，无论是斗争还是接触？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的不理解所致。

西方的国际关系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交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交织、世俗和宗教的交织，而这些交织又体现为一种几乎神秘的“圈层”结构。这使得很多时候，人们对此难以理解，更难以预测。

特朗普第二任开始之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拜登政府期间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署名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给我们对西方的圈层结构提示点什么。这两位作者竭力反对特朗普的不再重视美国盟友的做法，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低估中国”，同时呼吁美国拉拢盟友，构建“新的联盟”来对抗中国的挑战。如果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两位作者所划的圈层很是清楚的：第一圈是美英澳“奥克斯同盟”；第二圈是欧洲盟友；第三圈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也是高加索白人文明的一部分）；第四圈是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等等；第五圈才是“其他”。

第一圈：美英澳“奥克斯同盟”；

第二圈：欧洲盟友；

第三圈：俄罗斯；

第四圈：高度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

第五圈：其他。

05“局外人”：西方视角的中国定位

如果把中国置于这些西方的视角中间，那么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西方认同呢？中国是世俗文明，我们是世俗的哲学文明，不是宗教文明。这决定了我们是西方的“局外人”国家。

我们不是宗教文明传统所说的“异教徒”，而是他们眼中的“非教徒”，为不同宗教文明所争取的对象。或者说，我们不是宗教的敌人，宗教的敌人首先是另一个宗教，作为“非宗教”的我们是所有宗教想扩张的对象。这表明，在国际政治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在不同的“上帝”之间做出选择，一旦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真正成为其它宗教的“异教徒”，成为他们的敌人。

我们需要承认我们不理解西方或者基于其它宗教文明之上国家的国际关系及其外交行为，更不能被西方所创造的、只体现表象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所迷惑，而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我们只有在承认不理解的基础之上，再去理解它们的行为。这样做是为了对国际政治格局具有一个准确的判断，避免迷失方向，从而把自己置于不败之地。

如果从世俗和宗教两分法来看，人们可以预见今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个“中国”：一个是形式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即一个接近或者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实质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即一个对宗教文明国家来说又近但又很远，又熟悉但又陌生的“局外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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