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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天会产生超一亿外卖订单，这意味着会有一亿多次外卖骑手配送，依托平台算法的零工经济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社会轰动，倒逼平台算法改革，其中援引三篇学术研究，来自80后中国社科院学者孙萍，外卖骑手研究，也从边缘议题成为“显学”。
2021年，“美团”向全社会公布骑手配送时间算法，接受公众监督，算法伦理与平台劳动者权益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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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在参加学术会议孙萍是港中大博士，一个“e值99.9%”的青年学者。过去8年间，她和调研团队走访中国19个省份，也深入县域，采访了三百多位外卖骑手，最终将她的田野调查出版成《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8月，一条在北京社科院大学和她聊了聊。
▲孙萍在北京街头做田野调查我2017年开始做外卖骑手研究，那一年我刚刚入职社科院，赶上了外卖发展蓬勃的时期。有一段时间补贴大战，花10块钱就能买一个肯德基全家桶，骑手送一单比如10块钱，平台再补贴10块钱，一单可能能挣20块钱，也出现了很多媒体所说的外卖小哥收入过万的情况。
看到街上来来往往奔跑的骑手，每个人边跑单边拿着手机，也是一种技术化的劳动，我就觉得骑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议题。
▲在道路上和出租车竞速的外卖骑手（摄影：譜訴）做田野调查，一开始挺难融入的。最初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家粥店，到了饭点我就去蹲点，粥店老板发现我总是在那儿抓骑手，但不在那吃饭，就把我赶出来了，后来我就意识到我应该在那儿吃饭，再去门口和骑手聊天。跑外卖的人五花八门，70%是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聊天不能太过正式。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去跟一个师傅聊天，开场白是：“我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生，想对您进行一个访谈。”师傅吓得从椅子上掉在了地上，迅速跑掉了。后来我们转变策略，先上去跟骑手搭讪一下，比如问问他今天跑了多少单，距离感就会很快拉近。有一些骑手其实挺有倾诉欲，我们的友谊会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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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和她的骑手朋友强哥
我们采访了有三四百位外卖骑手，有农民工、创业失败的老板、负债的个体工商户等等，境遇各不相同。还有大学生和白领，前者主要是做暑期工，后者则是想通过跑外卖体验生活。
我们去调研骑手，问他们，“你为什么跑外卖？”给我的反馈都是，“我想先过渡一下。”
这是当下普遍的零工劳动者的状态，他们想在快速的流转和不确定当中，寻找一个缓冲地带，跑外卖并不是他们终极追求的目标。
我在书里提出的“过渡劳动”，第一层意思指的就是这种临时性、周转性。第二层意思，和骑手的人群有关。他们多数来自于工厂、建筑工地，一旦加入外卖之后，很难回到工厂拧螺丝，或者回到工地搬砖。这些工作都过于严苛，不像外卖这么“自由”。
第三层意思，即使离开外卖平台，还会跳到其他数字化平台，比如从美团跳到饿了么，再跳到闪送。不停的过渡中，逐渐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永久的过渡状态。
▲外卖劳动的用工类别从2017年做问卷到现在，我们发现骑手平均的劳动时长变得越来越长。一开始跑外卖更多是一种兼职化的劳动，现在越来越全职化。经济下行，大家找工作都很难。越来越多人加入外卖行业，僧多粥少，比如一个地区每天出单量是5000单，原本有200个骑手，现在增加到300个，人均拿到订单变少，我一天希望能挣够200块钱，现在发现跑了8小时只挣了150块钱，骑手就会主动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粘在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大城市月入过万的骑手依然还是有的，但是收入总体是呈递减趋势。相比之下，小县城的骑手还挺幸福的，平均工资可能在4000~5000块钱，比餐厅3000的平均工资要高，也更加安稳，又可以见到家人孩子。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跑外卖是一份手停口停的工作，来大城市打工的骑手，普遍焦虑感还是很强的，要赚取最大化的利益，就会存在比较严重的自我剥削。
我在书里面提到了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朝不保夕者”，也就是欧美社会的不稳定阶层，但是在欧美工业化时代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早在秦汉就开始存在零工经济。我看过一篇论文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鼎盛的时期，有稳定保障的工人阶级占总人口也只有40%不到。半工半农的人群，随着机械化生产，逐渐转变成农民工群体。
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互联网民工？其实它是由传统的农民工转型过来的，有一个人口和社会基础在。
现在我们已经有2亿的互联网灵活就业人口了，到2035年可能会有4~5亿。那也就意味着，未来，每3~4个人就有1个人在打零工。
▲电影《逆行人生》中的女骑手疫情后，就业压力增大，女骑手的比例有所增加。跑外卖其实是一项特别凸显男性气质的劳动，在高峰时段，你的奔跑能力、驾驶速度、抗压能力，还要提重物，女性在生理上是不占优势的，所以我特别钦佩那些能够在大城市勇敢地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穿梭在街头的女性。女性跑外卖的原因，有些和男性相近，比如还债，生计的压力。我们调研和采访的女骑手里，有1/3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个城市打工，比如外卖夫妻档，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攒钱”，用来赡养老人、给娃娃交学费、盖房子、还债等等。
▲摄影：徐翔跑外卖也在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如果两口子都在大城市跑外卖，租的房子可能不足10平米，在这个空间，一是睡觉，二是给手机充电，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外面跑单，不需要洗衣服、扫地、做饭，连厨房都没有，原本在老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消失了，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形式。还有3成是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不出来跑外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岚的故事。我们当时见到她还是疫情，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盘着精美发饰的女生侧颜，我问她这个照片是谁？她说是来约她做发型的一个新娘子，她觉得特别好看，就用来做了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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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拍摄时遇到的女骑手从2016年开始跑外卖，陆陆续续从事了8年外卖行业
阿岚原来是一名理发师，也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有一天她去医院看病，刷卡付钱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卡里余额不够，她不相信，就又换了一张卡，还是余额不够，她跑去银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她瘫在银行的柜台前。银行给她打了四五百页流水，少则两三百多则两三千，原来她老公在过去半年染上严重的网瘾，把她攒的170万全部输光了，还欠了几十万的外债。
她把理发店卖了，也一度想要跟她老公离婚，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觉得和老公还是有感情，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和她老公一起跑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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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单的女骑手（摄影：无双）
对阿岚来说，过去她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跑外卖是一个比较伤自尊的事情，我们之前见她每次眼圈都是红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生活的变故。她跑外卖也很要面子，会跑到离她家10公里远的美食街，她说，“这样我不会碰到熟人”。对很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传统的家庭环境里，女性是作为一个稳定统筹的角色，比如早上起来先做饭，给娃穿衣服，送娃去学校……但外卖是特别零散、随时准备出发的工作，有单就去接，没有单可能就需要等着，必须去适应这种不稳定感和流动性，还要兼顾母职。
▲休息中的女骑手零工经济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市场下沉，原本被困在家中的妈妈群体，也开始频繁进出于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行业。县城的女骑手跑外卖，是作为一个零工性的补贴家用的形式，就比较辛苦了。比如她五六点钟开始上早班，趁着跑单间隙去送一下孩子，下午四点半下班，因为要去接孩子，晚上就不跑单了，还有很多母职和家务要应付。在外卖领域，性别规范和“男性审视”也依然存在。比如街头的男性骑手很容易形成社群，发起转单、抢单的活动，一起打游戏、聊天。女性会比较孤独，一般就默默地在一旁刷手机。但是在男性气质如此强烈的行当，在外卖行业活下来的女骑手，也都是有两把刷子。还有一些是从性格取胜，比如她跟顾客交流的时候更加有礼貌，更加耐心，能有策略地处理遇到的问题。
▲外卖平台智能派单系统的演进模式中国每天可以产生超过一个亿的外卖订单，我们需要很多外卖骑手去对接这一个亿的需求。拉长到中国的地图当中，你会发现，能做到这件事真是特别伟大，算法技术非常精准地连接了每一个顾客和骑手，让每一顿餐都送到了顾客手中。
与此同时，骑手、网约车和家政工的劳动，越来越依赖手机本身，出现了所谓“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每一单有一个小时去送，为了避免被惩罚，90%的骑手都会在55分钟之内送达，算法是很聪明的，它收集所有的骑手反馈之后，会觉得这多出来的5分钟没用，就会把这5分钟砍掉。砍到55分钟的时候，骑手会50分钟送达，沿着这样的逻辑，时间被越砍越短，骑手就不得不越跑越快，出现非常多的危险。
▲骑手们五花八门的有趣装饰在有限的条件下表达自己的个性 图源网络算法也会对他们实行各种各样游戏化的管理，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游戏场，骑手其实很像《饥饿游戏》里边的闯关者，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餐，克服各种各样空间与交通上的障碍，最后把餐送到顾客手里边去。
骑手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打怪升级”的参与感。刚开始跑单，你是一个白银骑士，后边你可以变成黄金、白金、钻石，最厉害的是神骑士。不一样的等级，对应的送单单价和奖励金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游戏化的管理机制下，跑单变成一种上瘾性的劳动，骑手会给自己定KPI。我观察到有个微信外卖群的名字叫做“200回家，300吃饭”，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跑单过了200，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跑过了300，哥们就坐一起搓一顿。
不仅仅是骑手，当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困在系统里的打工人。对于骑手、网约车司机或者家政工，是通过个体流动性和具身性的劳动，让算法去收取他们的个人信息，更准确地去预测或者分类。
而我们每天与算法接触，其实是不停地为算法充当“人肉电池”来供养它。
无论是刷抖音还是上网购物、打游戏，你个人的行为数据也都会被后台的算法不断地收取，进而形成基于你个人的使用画像。
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法变得越来越了解你，它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完全代理你来做决定，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未来，零工的含义可以变得非常多元，除了网约车、快递、外卖、家政工，各种各样的斜杠青年、数字游民，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自由职业者。大家都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种过渡性，“过渡劳动”的文化正刻在我们的DNA中。我们持续跟踪的一些骑手，比如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突然意识到说，“天啊，我已经跑外卖跑了五六年了。”很少有人表现出来特别的沮丧或者无奈，没有人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这可能和骑手的社会背景有关系，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相较于其他工作，跑外卖的性价比其实还是高一些，也相对自由。
▲骑手“拐哥”拄着拐仗跑单在抖音上有一个闪送骑手“拐哥”，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当年出名是因为他骑摩托车去送外卖的时候脚受伤了，医生给他打了石膏，要他在家休息。但是跑外卖是“手停口停”，家里还有老婆孩子靠他养活，所以他决定拄着拐去送外卖。
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从三年级辍学之后，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差不多有将近20个工种。他对跑外卖有着非常多深刻的反思，我们一起做过很多事情，比如一起救助被车撞的流浪狗，给其他工友捐款，去看望遭遇交通事故的工友。我还带过纪录片团队走进他家庭内部的生活，他一直都比较支持我。
▲骑手冯师傅给孙萍写的推荐语我出这本书，他是一个一个字念过至少两遍，给我提了很多专业编辑都提不出来的问题，比如书里有一段写从天安门到燕郊的一个站点之间的距离，我说可能有20多公里，他说根据我的常识绝对不止20公里，不信你查一下，结果真的有30公里。
跑外卖的后期，他也帮助了非常多骑手，一起抵抗零工劳动所形成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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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在和学生交流后来我就邀请他给我写一个推荐语，原封不动地印在书的背面。在我看来，我采访和结交的骑手朋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远远比学界和业界的认可更重要。我所在的北京地区有非常多精英式的大学，当所有人都向前看，社会流动都朝上的时候，底下的大部分人其实是被忽视的。有一大批的同学，愿意加入到我的课题组来调研，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于社会底层人群的关爱和关照。我不想讲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只是希望这样一群劳动人民最真实的景象，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骑手的故事，其实展现的是千千万万劳动者流转的人生故事。我们的学术记录现实，最终也还是要回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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