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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乔伊斯·施罗德（ Joyce A. Schroeder）为了实验室经费愁得睡不着觉。她的博士生提了一个很非主流的点子：用慈善筹款平台 GoFundMe 救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施罗德决定放开手，让学生去做。
施罗德的实验室主要研究癌细胞（尤其是乳腺癌）的细胞免疫机制，研究经费主要依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和美国国防部（DOD）两大资助渠道拨款。但是，这两个机构（以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正在经历全方位剧变。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大幅度的政策转向导致联邦经费大面积冻结或终止，这给美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带来了堪称毁灭的打击。
尽管施罗德现有资助暂未中断，但她很难不去焦虑未来的经费从哪来。NIH 和 DOD 的资助项目本就以竞争性高而闻名，一个来自 NIH 的 5 年期的 R01 资助（100 万~150 万美元）甚至能够帮助一名助理教授成功获得终身教职，其含金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之前这项“竞争游戏”的难度是“新手勿入”，那么现在它已经来到了连资深玩家都招架不住的“地狱级”。《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最近报道称，由于 NIH 被特朗普团队要求将多年期项目的拨款合并成单次发放，同时还要对已经通过评审的项目进行额外评估，NCI 的最新资助率已从 10% 急剧下跌至 4%。一些观察人士预测，该政策将导致大批美国高校实验室被迫关闭。
尽管校方提供了一些“过渡资助”，但与癌症生物学实验室每年数十万美元起步的消耗相比聊胜于无。施罗德只能一边忙着收集数据并提交更大规模的资助申请，一边要求实验室削减每周开支，精打细算地计算出维持日常运转所需的最低经费额度。就在大家"勒紧裤腰带做实验"的时候，施罗德的博士生丹妮尔·迪弗兰科（Danielle DiFranco）提议发起 GoFundMe 众筹活动。这个创意其实源自迪弗兰科的母亲，她告诉女儿家族成员很可能愿意出钱支持她的研究，因为她有好几位亲属都曾患过乳腺癌。
“这让我觉得有点怪，因为我从没想过我们实验室是需要靠慈善捐助的地方，”迪弗兰科说。在美国，GoFundMe 平台有点像我们更熟悉的“水滴筹”或“轻松筹”，通过平台发起的众筹活动通常是为了帮助遭遇医疗危机、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的个人或家庭。很少有科研人员公开求助。
施罗德也心存疑虑。她担心发起众筹活动是否会违背学术界的规矩，还觉得"这不是科研资金该有的来源方式"。但最终她还是同意迪弗兰科试一试，希望社会捐款或许能让实验室多进行几项实验。
迪弗兰科和母亲创建的众筹页面 来源：GoFundMe
在迪弗兰科和母亲创建的 GoFundMe 众筹页面上，她们简单介绍了实验室目前正在研究的乳腺癌课题，也说明了目前面临的资助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这份科研版“水滴筹”上线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募集了 8076 美元善款，距离 1.5 万美元的目标已经过半。尽管这与 NIH 动辄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助无法相提并论，但这笔通过好心人我五十你一百凑起来的资金，足以帮助实验室在未来两三个月里不关门。她表示，实验室每周常规使用的琼脂凝胶耗材，单次采购成本约为 200 美元。"如果有人捐赠 100 美元，或者两位捐赠者各支持 50 美元，这对我们意义重大。"她解释道，"虽然这类众筹无法像联邦拨款那样覆盖研究生津贴，但若能维持实验室耗材供应，就已经解决了燃眉之急。"
迪弗兰科和施罗德把众筹当做是申请更大规模拨款前的救急之举。然而，还有一个研究团队希望以同样的做法干点大事：密西西比州立大学（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的一个鸟类学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 的 21 万美元经费被终止后，也发起了自己的众筹项目。目前他们已募集到了至少 3.7 万美元，这些将直接注入原拨款计划支持的三个鸟类学组织。
该团队成员、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野生动物、渔业和水产养殖系助理教授默里·伯吉斯（Murry Burgess）表示，这笔来自 NSF 的拨款原计划用于提升鸟类学会多样性，显然这踩中了特朗普政府的“雷区”，于是被直接叫停。她和同事根本找不到符合需求的私人经费来源，干脆转向 GoFundMe 求助。由于他们的项目本质上以社区为导向，因此团队并不排斥这种做法，并希望能以此激励公众捐款。
实际上，学术界的众筹科研并非全新概念。2012 年成立的 Experiment 是一个专为科学研究设立的募资平台，已为 1351 个研究项目筹集了超过 1200 万美元资金。其中包含的项目五花八门，有探讨集体击鼓活动对大学生压力标志物和社会幸福感影响的行为心理学实验，也有预测火山喷发、监测海洋酸化的地球与环境项目。
科研众筹平台 experiment 网站截图
不过，这些项目的筹集者都比较“务实”——资金目标大多设定在 3000~8000 美元不等，偶尔才会出现预算上万的“大项目”。据介绍，该平台采取"全或无"的运作模式，即只有项目达到募资目标时才会向捐赠者收取款项，同时会将募集资金直接划拨至研究者所属的科研机构。
除了专门用于科研项目的众筹平台，还有高校早在 2016 年就提供了一份“如何科研众筹”的常见问答页面，并贴心地解释了众筹成功后可能面对的财务问题：研究人员可通过 GoFundMe 等平台筹款后捐给学校，但这类捐赠通常被视为学者的应税收入，可能影响其个人税务申报。以迪弗兰科为例，她选择通过亚利桑那大学基金会将 GoFundMe 筹集的资金转赠给自己所在的实验室，基金会将收取少量管理费。
专门研究众筹现象的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塞尔分校（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Bothell）护理与健康研究学院教授诺拉·肯沃西（Nora J. Kenworthy）表示，未来几个月美国会有更多研究者尝试科研众筹，这并不令人吃惊，但这可能带来一些危险的先例。
首先，依赖公众捐款会让更多学者被迫成为筹款人。"这就像是朝'如果你无法成功自我营销，你的工作价值就得不到认可'这个方向又迈出了 1 步——或者说 10 步，"她说，"研究的价值应该来自领域内专家的认可，而不是因为它能被浓缩成简短的宣传语。"
出于同样的原因，她补充说，具有天然"大众吸引力"的研究项目——比如施罗德的乳腺癌研究，往往比理论物理学研究更容易从众筹平台获得资金。要知道，科学的进展通常是渐进且微小的，很多研究无法提供众筹所依赖的立竿见影的实际效益。
更重要的是，国家拨款体系最大的优势在于引导研究人员"关注并投入资源去研究某些对人类健康和繁荣发展仍至关重要，但更边缘化的课题"。这也是一些研究课题鲜有媒体问津，却能在国家资助体系下获得大量拨款支持的原因。
此外，众筹可能会因申请人的种族、年龄、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偏见，国家拨款体系下的同行评审机制则能有效避免此类问题。
但肯沃西理解迪弗兰科的感受："如果我坐在实验室里，眼睁睁看着珍贵的样本因资金短缺而失效，可能也会陷入绝望。"任何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无动于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