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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大陆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地区隐蔽战线斗争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播出，该剧罕见采用历史人物真实姓名，在两岸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剧播期间，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独家对话长期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台湾作家蓝博洲。
蓝博洲曾走访多位台湾地区“白色恐怖”亲历者以及受害者家属，通过数十年考证，他逐步还原了多位在1950年前后于台湾地区从事隐蔽斗争的中共党员的悲壮事迹，并为张志忠烈士一家伸张正义。
蓝博洲表示，《沉默的荣耀》的播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进一步揭露“台独”势力将“台独”墓碑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先烈墓碑之上，并试图借“转型正义”之名篡改台湾民众追求国家统一的革命历史、消费台湾民众历史情感的图谋，“台独没办法继续‘装傻’消费这些英雄了。”
“《沉默的荣耀》的播出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直面1950年该解决却未解决的问题。今天，历史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我们眼前，需要我们来好好面对了。”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何遂与吴石的对话
【对话/新潮观鱼】
新潮观鱼：蓝老师您好，最近大陆播出了首部正面反映新中国建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历史的剧集《沉默的荣耀》，您对这部剧的播出有何评价？
蓝博洲：首先，我认为，虽然这部剧不完全代表官方，但应该是大陆对台政策在舆论上发出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
从1979年开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对台工作都强调“国共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次《沉默的荣耀》第一次正面触及这个题材，通过艺术手法向观众展现了“解放台湾是至今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再寄希望于“难堪大任”的国民党——虽然这一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必要性，但对方并没有那么宽广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视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要让台湾民众去正面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只追求“求同存异”。对台湾社会而言，一味“存异”则很难“求同”。
革命烈士吴石
《沉默的荣耀》作为戏剧，必然会有虚构的部分，但角色用了历史原型的本名，而非之前的电视剧《潜伏》那样用虚构人物来表现历史原型的部分事迹。既然涉及史实，那么，就必然会牵涉到历史解释，就需要尊重史实，涉及的人物经历和评价，就需要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杀人密令，匆匆将（左起）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人押赴刑场。（图源：脸书账号“徐宗懋图文馆”）
新潮观鱼：说到史实，您在考证档案后指出，不能简单地将吴石、朱枫的被捕归结于蔡孝乾的“出卖”，如何评价蔡孝乾这个人物？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会有“甘于粗茶淡饭，拒绝特殊照顾”和“作风贪腐，因外出吃牛排而二次被捕”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蓝博洲：蔡孝乾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现在网上对于他的叙述大部分都是引用台湾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晚年的回忆录。谷正文是个坏透了的老特务，他的说法当然也是一种“反共”宣传，如果完全听信他的观点，一定会有很大问题。
从结果来看，蔡孝乾当然是一个叛徒。问题是，一个经受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到了台湾就为了吃牛排而叛变，这本身是很荒谬的低级污蔑。把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塑造得如此猥琐，比国民党接收官员还要腐败，其实也是“台独”的“反共”史观热烈支持的。一直以来，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大陆网络上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甚至一些有名的历史学者，都不加核实地把谷正文编造的情节抄来抄去，甚至加油添醋。尽管我已经发表了批判谷正文回忆录的文章，却依然不被大家认真对待。
其实，蔡孝乾二次被捕时，台湾地下党的组织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认为实际上不存在因为他个人的叛变出卖而导致所有地下党员都被抓的情况。一个大陆的台湾史权威学者与我讨论时表示，如果根据审讯记录，证明蔡承认的东西都是已知的东西，似乎不能算是叛变证据。但是蔡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太高了。他的言行，动足观瞻。他对地下工委（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员的逐一招认，不断证实了保密局的判断。这对于给中共地下党员定罪仍然是最重要的证据，蔡孝乾的责任是第一位的，他的叛变是无可置辩的。
台当局“安全局”档案
还有一个说法是，蔡为了帮小姨子办出境证才导致整个组织暴露。实际上，他同时还安排了很多面临危险的党员撤退。关于蔡孝乾“诱奸年仅14岁的小姨子”的指控，目前可见的一份解密档案上的“口供”却没有马雯鹃的签名，而且保密局特务在抓到蔡孝乾小姨子这么重要的人时，不问别的重要信息却问这个也很奇怪。
蔡孝乾托朱枫给小姨子马雯鹃（化名“刘桂麟”）办出境证，朱枫托吴石太太王碧奎办证时手写的刘桂麟年籍资料。
大陆谍战剧经常告诉我们，在革命年代，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是一种常见的掩护。蔡孝乾与妻妹是家人关系的同居，应该也是地下工作的掩护，蔡孝乾的妻子于1949年4月形势紧张时离台后，也还有帮忙做家事的联络员的妹妹与蔡孝乾和他的小姨子同居，到了联络员被捕后，他们就分开隐蔽，不再同居。
可以理解，保密局刻意编造这样的桃色谣言，实际上是为了毁坏蔡孝乾形象的同时，也毁坏所有台湾共产党人的形象，把台湾的共产党人描绘得卑劣不堪。蔡孝乾变节后，他与小姨子确实结婚生子了。但我们若用人之常情去思考，他们两个人在岛内其实都是人质，蔡孝乾一直到晚年都没有自由，马雯鹃也没人可依靠，现实也只能让他们相依为命吧。
蔡孝乾、马雯鹃与儿子
还有一点，很多人回忆中对于蔡孝乾“油头粉面，不像一个革命者”的印象，一是受了后来他叛徒结局的影响，二是按照谷正文的“回忆”，说“蔡孝乾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一九四九年后，还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问题是，商人本来就是蔡孝乾的社会身份伪装，而他又向哪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挪用了什么经费？这些都源于谷正文的一面之词，没有具体证据。
所谓的“吃牛排被捕”，我认为就更扯了，波丽路餐厅在台北市北区，而蔡孝乾住在泉州街也就是南区，每天从南区到北区吃早餐，太扯了，不了解台北具体情况的人才会被误导。
我与蔡孝乾非亲非故，更无意替他个人“翻案”，而是希望在讨论历史的时候可以实事求是，以史为鉴，不能把他当成一个稻草人，用虚构对他进行脸谱化。我陆续踏查了他为了寻求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走过的长征路，也读了他在上海大学以来的所有进步的文论，因此对日据以来的台湾命运有沉重的历史感，引用一段老台共党员苏新的话：“不要因为蔡孝乾后来叛变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以后叛变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历史事件必须保存原来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爱好、恩怨来加以篡改。”
至于蔡孝乾目前还不能解释的真实面貌，就留待未来的史家根据更多的解密档案，作出相应的客观评价吧。
左起：陈泽民、洪幼樵、蔡孝乾及国民党情报局警卫
新潮观鱼：在电视剧里，朱枫一开始在香港做的是经济战线的工作，1949年11月到台湾，1950年2月就被捕了。剧中把她塑造成一开始缺乏传递情报的经验，甚至有些冒失的交通员。根据您的研究，这种大规模的暴露，在“白色恐怖”时期是具有必然性，还是存在工作经验不足的偶然性？
蓝博洲：回到当时的历史现状，根据我的理解再结合朱枫的说法，当时派她来虽然不合适，但不派她来又不行。因为那时候聂曦这条管道已经不通了，没有人把吴石的情报送出来，中共香港联络站的负责人万景光才会派朱枫去，她虽然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但她有赴台湾的条件——继女和女婿在台湾，可以探亲。
如果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不应该让朱枫联系吴石的同时，还去和蔡孝乾、严秀峰有横向联系。这样一定会出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的地理条件特殊，是一个海岛。它不像大陆有很大的纵深，岛内潜伏人员很难撤回，回旋的余地很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一封锁，哪里也去不了。
朱枫烈士慷慨就义前的画面
当时的台湾地下党，尤其是台湾青年都很单纯，很多人才20岁出头，从来没来过大陆，更不了解国共斗争的残酷性。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有特务都集中在台湾，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又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当时举报抓到一个所谓“匪谍”的奖金抵得上一个小警员或者小公务员一辈子的薪水。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即使是李克农来台湾做地下工作，恐怕也会举步维艰——没有足够的条件。众多党员的相继牺牲，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情况导致的。
新潮观鱼：谷正文曾声称，张志忠、季沄夫妇就义后，特务系统收养了他们的遗孤杨扬，杨扬成年后得知真相愤而自杀。这个故事因为极具感情冲击力和悲剧色彩，一度在大陆广为流传。您指出这个故事其实是虚假的，真相究竟如何？
蓝博洲：真相是杨扬一天都未被保密局收养过，而且根据我的判断，他根本就不是自杀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他的“遗书”，就知道肯定不是。我的判断是谷正文等人要利用杨扬向日据时期曾任农运领袖的“华南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刘启光勒索，勒索不成便制造了所谓“杨扬自杀”，然后让当时能在报纸发声的柏杨去收拾，再通过柏杨把这个所谓自杀的原委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然而，在自杀现场有一封指名给柏杨的遗书，写在一张印有“海军标准格式”的便条纸上。对比杨扬之前写给他叔叔的信，两者笔迹明显不一致。可以想见，这是一场很明显的被制造的“自杀”。
杨扬写给叔叔的信（图左）和“遗书”（图右） 蓝博洲老师提供
90年代初，我去北京采访台盟中央吴克泰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见到我就说，前几天杨扬来找过他们。我说怎么可能，杨扬不是早就“自杀”了。也就是说，到90年代初，他们这些逃离台湾的老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吴克泰还说要我回去台北后去找那个“杨扬”做采访。我说这个人肯定是特务，我不可能去找他。这个假冒的“杨扬”去台盟中央找吴克泰这些和张志忠有关的老共产党人，究竟要做什么我不晓得，但可以肯定，这个事情的背后非常复杂。两岸探亲一开放，肯定有很多类似这样假冒的情况发生，实在很难分辨。
再说谷正文这个人，就像他自己形容自己的那样，根本就不是人。我听去过他家采访的人说，他在家里养了十几条狼狗。这个人人品极坏，你看他对李登辉，前期如何极力“洗白”后期又刻意“抹红”，可见一斑。
他重出江湖写的那些东西，要钱还是要名我不晓得，我也不会去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也不可能讲真话。可悲的是，他的叙述，本质上是“反共”宣传，但通过种种渠道让全大陆的网民都在传播他的叙述，等于不自觉地成为了谷正文之流的“传声筒”，包括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在用谷正文的观点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
新潮观鱼：有台媒提到，《沉默的荣耀》中歌颂的英雄，如陈宝仓、朱枫、聂曦等人，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台湾“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的人权纪念碑上，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试图“收编”统一革命历史的行为？
蓝博洲：不是今天才这样的。1987年我知道这段历史后，在《人间》杂志写了第一篇报道，在采访后记里我就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些人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说白了就是“台独”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墓冢上插上了“台独”的墓碑。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段历史不能谈而被湮灭了。1987年以后，“二二八”事件被“台独”扭曲而大打“悲情牌”“省籍牌”，利用这个打击国民党，包括今天的“转型正义”都一样。比如陈宝仓，你如果不讲明白，他就会被“台独”说成是“被国民党迫害的民主人士”。比如我写的很多人，“台独”会宣传说这些人“反国民党”，甚至“读马克思主义”，但就不讲这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台独”的典型操作。
台湾“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的人权纪念碑
为什么“台独”的这种操作可以得逞？那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段历史。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长期的白色恐怖统治，而自台湾解严以后，国民党李登辉当局为了摆脱历史包袱而平反“二二八”，却没有对“二二八”事件做好客观公正的阐述解释，大陆方面则因为对国共第三次合作有所期待而不像以往那样重视“二二八”的纪念与论述，这就让岛内“独”派团体有了扭曲历史的可乘之机。
《沉默的荣耀》这部剧的问世，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对于“台独”史观的打击——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当局一方面给钟浩东、张志忠这些人“平反”，说他们无罪，是“人权烈士”，另一方面又用“反渗透法”给别人扣“红帽子”加以迫害。过去，大家都不在意、不了解历史的时候，“台独”就把这段台湾的悲情历史拿出来为他们所用。现在《沉默的荣耀》把这段历史讲出来，表明了他们共产党的身份，“台独”再要扭曲解释这段历史就有困难，就没办法继续“装傻”来消费这些共产党的烈士，所谓的“转型正义”也无从谈起。
所以我一再讲，大陆对台方面要好好去讲台湾地下党，尤其是台籍地下党员的历史，这是颠覆台湾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情绪和偏见，打击“台独”史观最好而有效的方法。
新潮观鱼：随着《沉默的荣耀》热播，聂曦等烈士在临行前面带笑容慷慨就义的照片在大陆互联网上广为传播，台湾方面为什么会愿意放出这些反映共产党烈士和热心于祖国统一的人士从容就义的照片？
蓝博洲：这些照片实际上不是台湾当局官方和台湾媒体放出来的，而是1999年徐宗懋收集老照片，从“中央社”弄出来的。根据他的描述，他在一个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他推断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在媒体上公布。
当时他只知道是枪决犯人的照片，并不清楚是什么人，所以专门到苗栗乡下找我。经我解说，他才了解了这段历史，知道了这些照片的背景和这些烈士的身份。
聂曦烈士从容就义前的画面
我还介绍他给当时的《联合文学》总编辑初安民，把这些老照片印成了一个摄影册子：《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同时（先后顺序忘了）也介绍他去见当时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2000年，龙应台在台北搞了一个同名的特展。我记得，在讨论时，龙应台还提醒，有几张枪决后倒在刑场的照片要用黑布遮盖等等。
后来徐宗懋再通过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用笔名秦风发表，大陆民众才知道了这些照片。
2000年8月，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参观特展，看着中共党员刘晋钰与严惠先喂酒遭枪决的照片，神色凝重，旁边为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
新潮观鱼：《沉默的荣耀》播出后还产生了一个效应，那就是不少剧中涉及的人物的后代还在当下的台湾政局中，他们的父辈有的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有的则是叛徒。比如说最近因为网络歌曲《没出息》和各种表情包出圈的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很多人讨论他的父亲是不是导致剧中一系列我党地下人员暴露的叛徒？
蓝博洲：说他父亲王明德是叛徒，是把他父亲抬高了。他父亲生前与我电话联系，要我去和他做采访，大概也是想通过我去“洗刷”他的这段历史，但我没有跟他见面。我所知的就是，1949年，台大法学院毕业后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追一个女孩，女孩拒绝他，他就寄一份《光明报》给她看，表明身份，女方十分害怕而检举，因为这样而暴露的一个线索。保密局后来把王明德抓过去，从他那里突破。他甚至也不是党员，他的身份只是群众。但他供出了台大的戴传礼，戴传礼是党员，然后才会牵涉到戴传礼担任基隆中学校长的姐夫钟浩东。
王世坚
王世坚的外公张荣宗是台共系统张志忠的得力干部，在“二二八”事件中牺牲了，王世坚的妈妈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很多这种思想左倾的家庭出来的后人，因为不了解父兄的政治身份，不了解历史，因为反国民党，就逐渐变成了所谓的“台独”。除了王世坚，很多所谓“台独”分子，他们的家庭、父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民进党有一个姚文智，之前参选过台北市长，这几年没声音了。他妻子的祖父叫黄石岩。黄石岩是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负责经济工作的，是蔡孝乾身边最重要的人，他后来也牺牲了。他的两个儿子黄雨生与黄弘毅，是台大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也被当时的国民党枪毙了。
姚文智参选台北市长的時候，有一天，我和从大陆回台探亲的日据台湾文化抗日领导人蒋渭水的孙女（他父亲也是1949年由蔡孝乾安排逃离台湾的地下党员）一起吃饭，刚好遇到正在“拜票”的姚文智。他就主动和我们说他也是同样家庭背景出身的人。我很讶异，调查以后才知道他是黄石岩的孙女婿。岛内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好意思讲出他们的名字，有太多的烈士家族的小孩，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支持反国民党的民进党而站在“台独”那边。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共产党人而言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了。
黄石岩在遗书称自己光荣赴死，“新中国一定会好好建设起来”。
新潮观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您认为应该从何处入手，避免台湾年轻一代重蹈覆辙？
蓝博洲：因为这些革命者的后代不了解历史，只知道父辈被国民党枪毙的血海深仇，同时他们又接受了国民党的“反共”教育，而大陆在1979年之后一度依赖国民党做对台工作，对内对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清楚，才演变成了这样的局面。
我认为，当下大陆的对台工作，除了经济等方面，还要让台湾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台籍共产党人的历史切入。如果只是让台湾民众来体验大陆的高铁、参观中共一大会址，他们依然会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洗脑”，因为这是“你们”的历史与发展——部分岛内民众的祖国认同早已被国民党破坏殆尽——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台湾历史，让他们通过了解台湾，进而了解台湾跟祖国的关系，这是最好的教育。
台湾的统一运动应该也一直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进步运动，就像抗战时期有理想的年轻人都要奔赴延安一样。可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今天的台湾却不是这样，社会一般认为认同统一的人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有利益才要统一，因此光指望通过“惠台”“让利”来吸引台湾年轻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改变他们因为台当局长期宣传而根深蒂固的“反共”思维，是不行的。
所以说《沉默的荣耀》这部剧的播出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直面1950年该解决却未解决的问题，今天，历史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我们眼前，需要我们来好好面对了。
《沉默的荣耀》剧照
新潮观鱼：您认为这部剧对促进两岸民众相互理解有什么样的意义？要帮助台湾地区的年轻群体更加客观地看待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蓝博洲：作为一个信号，《沉默的荣耀》有它进步的作用，但光靠这部剧还远远不够，能对当下台湾的年轻人起到多大作用，我也打个问号。
毕竟台湾年轻人的思维，除了长期受到台当局的宣传误导，还有全球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积累的冷战思维，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在大学里教学生，往往一个学期教下来，都没办法帮他们把思想转变过来，所以大陆要争取台湾民众的认同，不是那么简单的。
蓝博洲，台湾作家，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人间出版社发行人
我认为，首先要花更大的精力去普及台籍共产党员的历史史实——他们是台湾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颠覆台湾普通民众自觉不自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情绪和偏见，进而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制度优越性与国家统一的民族复兴大业。
张志忠的台湾旅沪同乡会入会书，张志忠（1910—1954），本名张梗，台湾嘉义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妻季沄也是中共党员。
第二，《沉默的荣耀》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开始，希望沿着这个方向能够更加深化地做下去，其中就包括真实历史的正本清源，否则就会让那些胡说八道、扰乱视听的谣言在网上大行其道，成为“常识”，这对于以后，尤其是统一之后的对台工作会产生非常麻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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