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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则新闻。日前，美国新泽西联邦检察官塞林格与联邦多机构调查执法人员共同宣布，一名来自当地的华裔男青年因向哈马斯提供物质支持，正式获刑64个月。
根据诉状，现年25岁的谢乔纳森，于2018年12月通过电子支付速汇金向加沙的一个人转账100元，因为他相信此人是哈马斯武装派系卡桑旅的成员。
在转出这笔钱的同时，谢乔纳森发布了一则贴文，称：刚捐了100元给哈马斯。很确定这是非法的，但我不在乎。
想起那个在瑞士砍杀幼儿的中国留学生，想起一群来自中国内地的澳洲留学生，曾经通过“cnmb”的口号，让世界目瞪口呆……我不由得感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信奉一代总比一代强。但可惜这并不完全是世界的真相。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样的进化并不是一种直线，而是一种曲线运动。
我的感慨来源于，我由此想起了出现在清末的中国首批留学生。
01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因为清政府办洋务要设厂、开矿、修铁路、造轮船、搞通讯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于是，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在今天，公派出国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有辱门楣。清廷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人们深信西方是野蛮落后之地，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让子弟出洋留学。
由于名额迟迟招不满，政府官员甚至不得不去各个村落动员。所以，首批留美幼童并非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而多是家境贫寒的平民子弟。
中国人善于读书与考试的特征，至少从那时就表现出来了。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考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他们当中后来出现了一批大家熟悉的历史风云人物，如中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等等。这也是人们在谈到中国首批留学生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时，习惯于引用的例证。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有着可贵的觉醒者身份，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当然，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们的留学生涯被迫中断，不得不提前回国。
02
这些留美幼童在出国前，接受的基本上是四书五经的教育，熟悉的是之乎者也，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的初衷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大清所用。
但可惜的是，大清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如意算盘最终落了空。这些幼童进入大学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被打开的全新的世界。他们渐渐地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心生反感……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
更令清廷大惊失色的是，留学生们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后，不但不愿意穿长袍，甚至不少人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换上了一身美式打扮。见到监视他们的清廷长官时，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
03
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忠不忠于清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大清立国之初，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无数人头落地，好不容易以辫子为标志将汉人征服。而今，竟然有大清子民敢偷偷剪辫子，这不是造反的节奏吗?
清廷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慈禧认为这群留学生已经“变质”或者即将“变质”，如果不召回，日后可能会为美国所用。所以，尽管这些留学生学业尚完成，尽管美国也表示坚决反对，但他们还是被迅速召回国。
不但如此，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备受歧视和冷遇，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当时的《申报》写道：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04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到晚清，回到那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闭时代，就会发现，剪掉辫子需要勇气，更需要觉醒。对中国首批留学生来说，他们剪掉的不是辫子，而是旧的制度、旧的“我”，是对既往的一种反抗与告别。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投湖自尽时脑后仍然拖着一根辫子；清廷覆亡后，仍然有很多人宁死不肯剪掉辫子，民间初年，山东甚至发生了一起因剪辫令引发的惨案，27个剪辫者被未剪者杀害。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向在慈禧还活着的时候就行剪辫之举的留学生致敬。他们积极拥抱人类先进文明，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伟大的先行者。
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个资讯奔涌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有一些留学生，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人，如此缺少基本常识甚至缺少作为人的基本底线呢？要么与恐怖分子共情，要么挥刀向幼童……他们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极少数人对国人形象的巨大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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