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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玉梅来说，她的婚姻是一条画了三年的破折号——伴随着辱骂、经济控制、肢体暴力，却难以写下句点。
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遭到当时的丈夫贺某阳尾随，对方将她强行拖入成都市晋康街一处酒店，并在房间里对其实施殴打、踢踹。玉梅得到救治时，已是次日中午，她陷入失血性休克。
五天后，施暴者贺某阳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4年1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提起公诉。
该案原定于2024年11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后通知将延期开庭审理。此前，由于认为该案性质恶劣，玉梅和律师曾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希望由该院提级审理上述案件。
截至发稿时，距离案发已过去580个日夜。玉梅奔波于医院和鉴定机构，在法院、公安、律师、媒体面前一遍遍重述那场梦魇。家暴结束了，但她要面对的，是已知的伤病、未知的后遗症和漫长的诉讼。
01
起初，落在玉梅身上的是拳头和脚；几个月后，施暴的工具变成了刀子和热油。最后一次，对方徒手就差点夺去她的生命。
2023年，几乎整个五月，她都在病房里度过。时间被折叠在循环里：昏迷、疼痛、清醒、再度昏迷。
在重症监护室期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天花板，通过明暗变化来估算时间的流逝。口渴时，她只能抬起食指，敲击病床右侧的挡板，发出一点声响。鼻子里那根手指粗细的胃管令她连咽口水都困难，更别提与人交流。
“我记得很清楚，有天半夜，我亲眼看到同病房有个人离开了，”玉梅说，“第二天下午探视的时候，爸爸来看我，当时我就很想跟他说，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人死了，我很害怕，我不想在这里，我觉得我也会死。但是因为当时插着管子，根本就说不出来话。”
手术留下的切口在愈合时出现了感染化脓的症状。每天，医生都要用镊子将已经合拢的部分一点一点分开，插入棉签，查看流脓情况和伤口深度，最后以盐水来回冲洗。
那是条从胸部蔓延至肚脐下方、长达30公分的切口。除脓的时候，玉梅的父母一人一边牵住玉梅的手，好使她分散注意力。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玉梅强忍着不喊出声，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个月。2023年5月23日，玉梅出院。医生在她的腹部右侧留下了一个开放型的洞口，用底盘将特制的造瘘袋固定在她身上，用作暂时性人工肛门。
四川现代医院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记录了她身上21处受伤部位，包括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等。
2023年4月29日，玉梅因伤势不稳定，从四川现代医院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
施暴者是贺某阳——那个她不愿意称之为“丈夫”的人。
在这次家暴之前，她的身体早已伤痕累累：
肩背处的烫伤疤，是2023年4月15日留下的——砂锅店的监控录像显示，贺某阳接连将四盘热菜泼向了她；
头顶和额头两道刀伤，是2022年9月25日留下的——相关司法材料中，玉梅自述，贺某阳从驾驶座右侧掏出一把长约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向了她，当时她怀里还抱着年仅半岁的女儿。
2023年4月15日，贺某阳将砂锅泼向玉梅后，玉梅的肩背处留下烫伤疤痕。
更久之前的淤青和掐痕，随着时间的推移褪去，褪成难以呈堂证供的自述。比对着手机里的日历和照片，婚后两年，她能记起细节的家暴至少有16次。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不止一次找机会逃跑过，但每一次，对方总能设法找到她。
贺某阳身高1米78，体重75公斤，无论从体型还是力量上，她都无法与其抗衡。她想过买一把刀，放在抽屉里或枕头下，用以自保，但又考虑到有可能反被对方当作武器，最终作罢。再三权衡之下，她买了一支防狼喷雾。
这支防狼喷雾，直到最后一次家暴时，仍放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没有拆开。“我发现等他真的对我施暴的时候，我拿什么都没有用，还没有机会掏出来，已经躺地上了。”
2023年4月24日深夜，玉梅回到暂住的小区，包里还装着刻有家暴证据的光盘。当天上午，她曾带着这份光盘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提交离婚诉讼的相关材料，柜台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让她补齐资料次日再来。
没等第二天，玉梅陷入至暗时刻。刚进小区，她便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逼近，随即有人将她扑倒在地。
相关司法材料称，“2023年4月24日晚，被害人搭乘他人驾驶车辆返回其暂住地时，被贺某阳尾随跟踪，后在上述小区强行将被害人带至其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的家中，因未带房门钥匙，又将被害人带至成都市武侯区晋康街某酒店，并于次日0时许入住该酒店。”
“期间，贺某阳因被害人提出离婚，为发泄不满情绪，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被害人胸腹部等部位多次进行殴打和踢踹……”前述材料显示，“8时35分许，谢玉梅趁贺某阳不备打开房门呼救，被贺某阳发现后强行拉拽回房间，后被酒店装修工人发现并通知前台工作人员报警。”据此计算，在酒店二楼的封闭空间内，玉梅与施暴者独处长达8个多小时。
事发酒店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晋康街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贺某阳将自己强行拖入房间后，迅速翻看了她的包和手机。“看了不到一分钟，他就一把把我拖到地上，双手往下捶我的腹部，”玉梅捏起拳头，比划着，“捶下去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声音了。（想）喊救命、喊疼，喊不出来。”
她不记得贺某阳究竟连着捶了几下，只记得自己疼得翻过身去时，肋骨又被踢了一脚，“他一边打，一遍说，‘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让你去离婚，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把你弄死了，我就去给你抵命。’”
鼻子上挨了一拳后，玉梅陷入短暂昏迷。醒来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小指处的皮肉翻起，床上有血迹，而施暴者贺某阳就躺在她的身边。
肚子肉眼可见地一点一点鼓胀起来，“可能有（怀孕）五六个月那么大。”
事后她才知道，她的内脏和十二指肠破裂。伴随着剧烈的腹痛，她侧身呕出了绿色液体，溅到了对方的鞋子上。“他就拿着鞋，说你再吐我鞋上，就给我舔了，”玉梅回忆道。当时，她的手机早已不知所踪，除了恳求施暴者送自己就医，她别无选择。但对方并没有理会。
正是在那时，玉梅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那个时候就是视线很模糊，眼睛也睁不开，肚子很疼，我没有办法动。”她说，当时只能用意念不断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睡，眼睛千万不能闭。”
天亮得太慢了。
直到门外走廊隐约出现脚步声和说话声，才将她重新拉回现实——这或许是唯一可以向外界求救的机会。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她借口肚子疼想上厕所，随后用尽力气支起身来，撑着床慢慢挪动。
房门就挨着洗手间，离床尾不到2米，她看着两道安全门锁，计算怎样以最短的时间开门呼救。就在那时，过道里再次传来响动，距离似乎很近。玉梅立即靠向门边，一只手解开上方的防盗锁链，一只手按住门把，拼尽力气喊道：“救命，救救我，帮我报警。”
贺某阳将她重新拖回房间时，玉梅听见屋外的人似乎报了警。
“他（贺某阳）可能有点慌了，就说送我去医院，警告我不要乱说话。”
或许是为了避开车流和人流，贺某阳拖着玉梅从宾馆侧面的逃生梯下楼，来到在宾馆后门旁的小公园树林里。而呼救已经耗尽了玉梅的力气，她无法独立坐着，只能躺在地上。
她认出，她和贺某阳婚后曾经共同居住的小区就在马路对面，而这片小树林，正是她第一次被贺某阳家暴的地方。
02
“其实讲一些细节（的时候），感觉好像我又重新被他家暴了一遍，又重新把经历过的事情又经历了一遍。”玉梅曾这样对记者说。
但她没有停止讲述。有些疑问，她需要解答。
玉梅坚持认为，贺某阳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但和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一样，这起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隐蔽性，难以取证。玉梅与律师想讨论的重点，在于案发后贺某阳是否涉嫌拖延就医。
相关司法材料称，玉梅打开房门呼救时，是上午8时35分许；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接诊时间是上午11时。这意味着，他人协助报警后，时隔两个多小时，玉梅才得到救治。而事发地距离四川现代医院武侯院区约3公里，车程仅10分钟左右。
玉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事发后确有两位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警察让我要去医院的话就先去医院。去完医院，如果还需要报警的话就到派出所去做笔录。”
但民警离开后，贺某阳并未立即送她去医院。玉梅回忆，他打电话让公司员工开来一辆私家车，上车后，他要求驾车者先去给车子加油，随后又让对方驶往办公地安排工作，“我们车子后面的左边是有一个婴儿座椅，我坐在中间，他就坐在右边，防止我推门下车。”
玉梅表示，自己多次哀求贺某阳未果，直到她用余光瞥见有人从车旁路过，想抬手敲窗呼救，贺某阳才终于同意送她就医。
“我的脑子告诉我说快点下车去医院，但是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力气 。”车门打开后，她立即倒了下去。
四川现代医院的病情证明书显示，患者入院查体时“神情恍惚，烦躁不安，贫血面容…腹部膨隆，可见腹壁大面积淤青…双肩部压痛明显，双前臂肢体大量淤青，压痛明显”，以“急性腹部闭合性损伤”收入急诊科。
玉梅陷入昏迷状态前最后的记忆，是一名医生摸了她的左手脉搏，检查了她的瞳孔，说了一句，马上送手术室。
接到贺某阳打来的电话时，玉梅的父亲谢峰（化名）还在距离成都市区400多公里外的平昌县城。对方只说了一句“爸爸，这次我打失了手”，并未如实告知玉梅的具体伤情。
次日，谢峰在儿媳的陪同下从老家赶往成都的医院，却没能立即见到女儿。院方告诉他，玉梅在重症监护室，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后来我又听医生给我解释了，他说如果再晚来20分钟，医院根本都不接手了。”谢峰说。
玉梅的哥哥谢凡（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4月25日、26日、27日、28日，他和父亲都尝试过报案，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等患者苏醒后指认嫌疑人，证据齐全才能实施抓捕。
2023年4月29日，事发后第五天，谢峰和儿子带着医院出具的初步病历和连续多日的病危通知书，再次前往派出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机关决定传唤贺某阳，将其刑事拘留。
2023年7月10日，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7月24日，玉梅的刑事代理律师姚克枫前往检察院进行第一次阅卷。当时，案卷里并不包括此前玉梅多次遭遇家暴的报案记录和就医情况。而姚克枫认为，有必要对事实进行补正。在他看来，之前几次的家暴证据能够客观体现施暴者的行为具备“持续且恶意”的特征。
根据玉梅回忆的报案时间和地点，律师团队向成都和重庆的相关派出所和医院提交申请书，最终调取到与家暴有关的六条报警记录、四次就诊记录，以及当地派出所向贺某阳开具的两次《家庭暴力告诫书》。
检察院在审理案件材料后，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而作为刑事判决的另一重要依据，玉梅的伤情鉴定也几经波折。
2023年5月，四川舟达事务所律师马长均见到玉梅，那时身高不足1米52的她躺在病床上，10根引流管从不同方向穿进她的身体。
“当时她挂着那个（人工造瘘的）袋子，喝了一点带菜叶子的那种稀粥，（我）就看到稀饭和菜叶子原样地排出来了，”他回忆道，“到那里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心理都有点承受不了那种状态。”
马长均是玉梅多方求助后，第一个为她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他决定代理玉梅的离婚诉讼，并无偿为她进行刑事诉讼的取证和辩护。
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长均
玉梅回忆，2023年5月4日左右，有警察来医院为她做初步笔录，调取了当时的病历，但她没有见到法医，也没有签署过伤情鉴定的有关文件。出院前，她接到通知，前往派出所领取伤情鉴定意见书。
这份伤情鉴定意见书认定，玉梅的腹部损伤达到一处重伤二级标准。
但在马长均看来，这份伤情鉴定至少有6处伤情没有体现：其左侧第6-8根肋骨骨折；鼻骨骨折致鼻中隔偏曲；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术后，伤者体外挂着袋子，严重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病情可能出现改变；左肝在修补术后，肝功能损害严重；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脑震荡、肺挫伤等；右手小指受伤缝合等。
一般来说，在人身伤害案件中，为了确定受害人的伤害程度，法医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操作规范，通过公对公到医院病房调查伤员，确认伤员当时伤情和客观伤残状况，拟订伤情等级；在出具鉴定结论时，法医学鉴定人除了需要审查送检的鉴定材料之外，一般需要对被鉴定人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或者做必要的辅助检查，特殊情况才实施书面鉴定。
在律师的建议下，玉梅在当年6月初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
03
武侯区公安分局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
北京是玉梅梦想开始的地方。15岁那年，她随北上打工的父母来到这里，念高中、考大学、休学创业，干服装批发。她从不足两平米的一爿小店干起，用了四年时间，开起了四家服装档口，攒下180万存款。
2018年，她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辗转于广州、石家庄，开始做直播带货。也是在那时，贺某阳注意到玉梅，加进了她的粉丝群。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20年7月10日，随后确立恋爱关系。交往不久后，玉梅将石家庄的店铺转让，回到离家更近的成都继续开店。2021年5月20日，她与贺某阳在民政局登记结婚。
再次回到北京时，她29岁，因为遭受家庭暴力落下终身残疾。
楼宇没变、街道没变，她忍不住举起手机，拍下窗外飞驰向后的景象，在手机里写下：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如果当初没有回成都，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第一次来北京，是带着梦想来的。这一次来北京…”她顿了顿，将头低下去，“是因为我差点把命丢了。”
事发后，嫌疑人贺某阳在看守所给玉梅寄出的信件，希望玉梅出具谅解书
她结婚时，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从家庭暴力的范畴界定、预防、处置，到违法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难解的症结：由于家庭暴力发生通常具有隐蔽性，难以取证，如何定性“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很依赖办案人员的主观认知。
第一次家暴发生在2021年7月9日，玉梅查出怀孕后不到一周，距离她与贺某阳领证不足两个月。
在玉梅的自述中，贺某阳先是冲进卧室扇她的脸，而后将她拖到户外殴打。她向路过的外卖员求救，对方替她报了警，并将她送往最近的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诊断结果显示先兆性流产。但那次报警没有留下笔录，“警察过来以后，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在房间里睡觉，他妈妈来开的门，”玉梅称，“警察都没有看到他人，就说转告你儿子不能家暴，然后就走了。”
事后，贺某阳写了一封保证书向玉梅表达歉意，承诺绝不再犯。
“我有提出来离婚，但是没有下定决心。后面他来求和，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是真的会改。”她回忆道。
但在那之后，对方仍然动辄辱骂，然后道歉求和。2022年1月13日，玉梅再次因家暴报警，当时，她已怀有六个月身孕。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晋阳派出所对贺某阳开具了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
根据规定，告诫书一式四联，除被告诫人和家暴受害者之外，被告诫人居住地的居（村）委会、公安机关各留存一联。上述两个机构应当进行查访，监督加害者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文件中明确表示，“严禁对家庭成员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2022年1月13日，当地派出所曾向贺某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这张纸一度成为玉梅安全感的来源。离开派出所后，哥哥谢凡将她带回平昌老家，在玉梅心里，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开始就离婚事宜咨询律师，得知她已处于孕晚期，律师建议她优先照顾身体，等生完孩子再做下一步打算。“很无奈，真的很无奈，那个时候想着等生了孩子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
2022年3月，她在坐月子期间再次咨询律师，对方表示，诉讼离婚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到两年，孩子尚处于哺乳期，法官判离的可能性不大。更实际的选择是与对方协议离婚。
律师给出的建议基于确实存在的司法难题：以家暴为由结束婚姻并不容易。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后，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随机抽取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仅为6%。即使是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也有24%的案件判不离。
“我也跟他协议（离婚），但是每一次提出协议，就会迎来下一次的家暴。”玉梅说。
2023年9月25日，贺某阳用一把12厘米的户外钢刀砍伤了玉梅，在她头顶和额尖处留下两道疤痕，至今可见。派出所认定贺某阳家暴，开具了一份与此前内容相同的《家庭暴力告诫书》，但并未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或刑事处罚。
同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
玉梅说，除第一次外，后续每次报警，她都坚持要求依法处理，但得到的答复不尽相同——你们是夫妻，夫妻和外人不一样；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仿佛应验了贺某阳曾对她说过的话：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怀孕了，就像放风筝一样，随时可以拽回来。
她想不通：“难道一张结婚证就可以把我和他牢牢绑定在一起吗？”
为了离开施暴环境，她选择逃跑。
2023年9月26日，贺某阳离开派出所后，玉梅没有回家。她坐上了去重庆的高铁，前往朋友家中躲避。过了不到一周，贺某阳找到了她。
“我朋友一开门，他直接一下子冲进来了，”玉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把我朋友家从上到下都翻了一遍，之后就让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他就坐在餐桌旁边，把我手机也抢走了。”趁贺某阳不注意时，朋友才设法联系外界帮忙报警。
在重庆辗转数日后，玉梅决定回到成都，“当时想着，他一直在重庆找我，可能想不到我会回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出于谨慎，她打了一辆顺风车，用现金支付了车费。
她说，自己换掉了手机号，借用他人身份证租住在成华区一栋公寓，距离贺某阳当时的住所至少20公里。安顿下来后，她找了份在美容院上班的工作。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玉梅说，2023年10月28日前后，她照常坐地铁回家，刚准备出站，就看到贺某阳在十米开外等着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带着澎湃新闻记者去到当时的地铁站，该站有四个出口，下班高峰时人流密集，“他就在我要出入的地铁口等着我。”玉梅说，她至今仍然无法想通，贺某阳究竟是怎么一次次找到自己的。
无论如何，逃跑变得更加困难。
“我上班，他就送我去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他说，只要我跑或者有别的想法，他就去我单位闹，”玉梅说。
2023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九天，是玉梅最接近离婚的一次。当天中午，贺某阳在砂锅店向玉梅泼去四盘滚烫的砂锅。店员报警后，玉梅在派出所坚持要求依法处理。民警再次以家庭纠纷为由劝她选择调解时，她第一次失控了。
“我说，如果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姐姐，你们的妹妹，你们的妈妈遇到这种事情了，你们还会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你们都有孩子了，要为孩子考虑’，你们还会说这句话吗？”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玉梅和贺某阳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放弃分割财产，抚养权归男方所有，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只要他同意离婚，只要他放过我，让我有一条生路就可以。”她说。
在办案人员的见证下，双方约定好了去民政局办理手续的时间。按照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需携带离婚协议到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三十日离婚冷静期过后，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离婚证，方可认定为生效。但刚出派出所的门，贺某阳便反悔了。
至此，玉梅多次报警、尝试逃跑、协议离婚，试图摆脱家庭暴力的阴影，均以失败告终。
04
十二指肠切除术后，玉梅肠梗阻的风险极高，严重时会危急生命。只有长期喝白粥、营养粉、鸡蛋羹这样的流质食物，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出院三个月，她的体重一度从90斤掉到75斤，因肠梗阻入院三次。
玉梅的腹部在手术后留下一道长达30公分的伤疤
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见到玉梅时，是2023年7月的一个上午，即使是白天，玉梅也将窗帘紧紧拉起。为了更方便地就医和处理诉讼相关的事宜，玉梅在成都租了在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房间外是公用的走廊、洗手间和厨房，一旦合租者带朋友回来，或是有人敲门，她都会条件反射般将门反锁起来；晚上睡觉时，她从来不敢背对着门。
“我也知道他被关起来了，现在是不可能来伤害我，但是这种恐惧、这种害怕，已经刻在我骨子里了。”
她变得自卑。有一回独自下楼，刚走到小区门口，造瘘袋的密封条不知怎么松开了，一袋子排泄物直接漏了出来，粘在她的腿上、裙子上和鞋上，散发出难以忽视的酸臭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深居简出。
由于长时间接触消化液和特制胶水，造口周围容易受到腐蚀刺激。洗澡前，她还要预先在腹部裹上一圈圈保鲜膜，防止水和沐浴液直接接触皮肤。尽管玉梅可以自己清洗底盘和造瘘袋，但到了定期更换的时候，她必须保持平躺状态，无法独立完成。嫂子为此放下了工作，从外地搬来照顾她的日常起居。
2023年7月，玉梅独自在出租屋内
玉梅感觉自己变成了累赘。
2023年7月下旬的一天，嫂子打开房门，看到玉梅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她喊玉梅的名字，没有得到回应。她不知道的是，玉梅偷偷上过楼顶天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8月，在家人陪同下，玉梅前往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闯入性回忆，查及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她再次被接回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安全、熟悉，没有暴力。
2023年11月22日，玉梅30岁。
吃不了真正的蛋糕，她还是买了个仿真模型——纯白色、顶部有珍珠装饰。吹熄蜡烛前，她闭上眼睛：一愿自己平安活着，二愿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还没等到刑事诉讼的开庭通知，身体却再次出现危机。
2024年2月初，因腰痛不适，玉梅前往医院，诊断出左肾萎缩；4月18日，她再次就诊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左肾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在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看见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还没走出医院，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痛哭起来；8月，双肾显像报告上同样的位置，她的左肾已经缩成了一条难以辨认的细线。10月末，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告诉她左肾功能不可逆的同时，还在CT检查单上看见她的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今年9月2日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小谢被殴打后致全身多发损伤，其回盲部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其肝部分切除术后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肾功能损害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其十二指肠破裂修补术后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2023年12月，公安机关出具的第二次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其重伤二级4处，轻伤二级5处，轻微伤1处。
2023年5月，成都三六三医院出具的双肾显像报告上，玉梅的左肾已经萎缩成一颗豌豆大小。
这场暴力的结果还将在身体里蔓延多久，是个未知数。
“我好害怕。”她说。
05
通过网络账号发声后，玉梅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她的私信栏变成了树洞，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涌入，讲述自己曾经被家暴或者目睹家暴的经历，甚至有不少受害者会征求她的建议，表达困惑和无助。
2016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家暴现状》调查表明，在中国，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
2023年，在玉梅被丈夫殴打致残的同一年，广州一名男子在离婚冷静期内当街杀害妻子，上海一男子强行闯入岳父母家中持刀杀害妻子。这两位受害者，当时都处于离婚程序中。
“为什么？我跟你过不下去，你要家暴，我都提出来了愿意离婚，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在与律师李莹见面时，玉梅说，她想不通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家暴的特点，他其实就是想达到对你的控制。如果一旦离婚，你跟他在法律上没有关系了，他就没办法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了。”李莹回答。
李莹是国内反家庭暴力方面的资深律师，距离她第一次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已经过去了21年，期间，她经手过的案子里，不乏受害者因家暴失去生命的恶性案件，包括云南宣威泼汽油将妻子烧伤致死案，湖北黄石杀妻案。
她认为，对于极端恶性的家庭暴力案件，一定要严惩，才能对潜在的施暴者起到警示威慑的作用，也能让受暴者可以及时求助。
“公权力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反家暴法》也做了很多的处置机制和救治机制，所以我们反家暴的责任部门，应该要更加及时、有效有力地去处置家庭暴力。”
2023年底，李莹联系上玉梅，表示愿意无偿为她提供法律支持。此外，她协助玉梅申请了医疗和生活紧急救助金，共计7.7万元。
反家庭暴力律师李莹
李莹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部分受害者因为长期受到经济或精神控制，可能产生“受暴妇女综合征”，这种习得性无助感会使其陷入回到施暴者身边的恶性循环。当家暴受害者试图摆脱控制关系时，往往会陷入更广泛的困境中，“包括缺乏社会支持、没有稳定居所。即便受暴者名下有不动产，也无法直接转化为能够提供庇护的资源。”
确诊肾无功能后，玉梅在今年4月再次前往北京，进行伤情补充鉴定。在法大鉴定中心二楼大厅，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士认出了她。在短暂的交流中，玉梅了解到，对方叫杨宁宁，从河北邢台来北京做伤情鉴定——两年前，丈夫趁她睡着时多次掐喉，造成其颈动脉夹层，引起脑梗死。事发第一时间，杨宁宁和家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当时没有报警，”杨宁宁告诉记者，自己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玉梅的视频以后，才开始了解法律知识，“我特别佩服她，她是被家暴的人里法律意识比较强的人。我都不知道妇联、不知道居委会是干啥用的，因为考虑到孩子、考虑到家庭，就没有选择报警。”
离开法大鉴定中心时，杨宁宁紧紧握着玉梅的手，以极快的语速一遍遍对玉梅重复着：“你这个案子影响着我们好多被家暴的女性，我们都在等你案子的处理结果。你一定要加油。”
玉梅不自觉落了泪，她点了点头。
2024年4月，玉梅在北京补充鉴定伤情时偶遇河北邢台家暴受害者杨宁宁（左）
她希望贺某阳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也是为了告诫潜在的施暴者，“打自己的老婆孩子是违法行为，我们要让这些犯罪分子恐惧，让他们不敢再这样做，要不然会有更多为家暴而付出自己生命的人。”
2024年5月31日，玉梅与贺某阳离婚纠纷案开庭，在长达11个小时的庭审后，那个看守所里的男人终于不再是玉梅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法官当庭宣判离婚和抚养权归属后，玉梅轻轻抱住了身旁一名女性律师。
一年多来，这是马长均第一次见到玉梅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哪怕是哭，她都是一种喜极而泣的状态，我就觉得，这应该是阶段式地满足了她小小的心愿。”
他没有用“胜利”形容这场判决的结果，他明白，这只是玉梅维权之路的片刻喘息。
2024年6月1日，玉梅在与女儿分离一年多后相聚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等法条，将抚养权判给了玉梅，“被告贺某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至其十八岁为止的生活费......“判决书同时指明，如果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发稿前，玉梅暂未收到抚养费。
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她需要自费垫付所有涉案的医疗费用和其它开销，等待判决结束后由被告统一支付。截至目前，包括手术、治疗、住院、前往北京鉴定的路费、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她花费的总额已经超过32万。
父亲谢峰有高血压，却还是在年后默默找起了零工——为了给玉梅治病，他和妻子找亲戚借了10万，还了五万，还有一半要还。玉梅的母亲整夜睡不安稳，“心里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她对记者说。
目前，唯一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哥哥负担着全家人的开销。
玉梅的人生，被家庭暴力分割出一个以前和以后。她埋怨过，挣扎过，甚至想过放弃生命。她也还没想明白，除了等待判决，未来要如何规划。
但她决定至少要好好活着。
为自己，也为一个无暴力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