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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日本政坛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随着第219届临时国会的召开，高市早苗在众参两院的首相指名选举中首轮指名选举就超过233票当选为第104任首相，正式宣告高市内阁的诞生。
这不仅意味着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政权正式启动，也标志着日本战后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更具象征意义的是，高市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这层光环之下，日本政治的另一面，也悄然显露出一股熟悉的寒意。
就在新内阁组建的同一天，石破茂率领的内阁全体辞职，长达二十六年的自公合作正式画上句号。高市在上午出席自民党役员会，午后完成了内阁人事的最后调整：前防卫大臣木原稔确定出任官房长官，前干事长茂木敏充重新回到外务大臣的岗位，小泉进次郎则从农林水产大臣调任防卫大臣，而经济产业大臣由赤泽亮正继续担任。
在这份名单中，熟悉的面孔与新晋议员并存，女性阁僚的比例有所提高——片山皋月、松岛绿等人的名字出现在媒体的候选名单中，使这届内阁被冠以“女性领导新风”的象征意义。然而，如果仅凭性别象征来理解这场政权交替，恐怕低估了它真正的政治含义。
事实上，这一切的发展，正如政治评论家古贺茂明在数日前所预言的那样——“自维联合”的诞生不仅不是革新的象征，反而是“安倍政治复活”的序章。
公明党的离场让自民党失去了温和制衡的盟友，而维新的加入，则让这个联合政权更具保守倾向。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权力重组；但从结构上看，它意味着日本政治正在彻底告别“中道平衡”的时代，重新走向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为优先的右倾路线。
从内阁人事的安排即可看出这种延续性。高市沿用了安倍时代的政治布局：茂木负责外交，小泉接手防卫，经济再生仍由赤泽亮正掌舵——这支团队几乎是“安倍路线”的延长线。维新的加入，为这场“旧体制的复活”增添了一个新包装，使得“改革”与“保守”在同一个政府中共存，看似矛盾，却又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彼此依存。
维新之所以愿意承担风险，是因为自身早已处于衰退边缘。自桥下彻与松井一郎退场后，党内的凝聚力逐渐松动，各地丑闻频发，使得全国扩张的势头戛然而止。除了大阪与近畿地区，他们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与其被新兴势力如参政党取代，不如以“改革伙伴”的身份重新进入权力中心。正因如此，他们在与自民的谈判中即便提出“削减议员席次”“禁止企业献金”等看似苛刻的条件，也不过是为了在让步后保留体面的退路——一场高调的谈判，换取一次体制内的重生。
对自民党而言，维新的加入同样是一笔现实的算计。公明党的退出让基层动员能力骤减，而维新在地方层面的网络能填补这一空缺。双方理念不同，但在利益逻辑上高度一致：自民需要稳定的执政基础，维新需要生存的空间。于是，在众议院的投票现场，维新的议员果然如外界预料那样写下了“高市早苗”三个字，帮助她以超过半数的票数当选。这一刻，日本政治的权力重心，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偏移。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普遍以“史上首位女首相”作为标题，而公众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新”与“象征”上。但如果把目光从新闻镜头移开，就会发现这场政权更替更像是一种循环。安倍经济学留下的遗产与阴影——对大企业的偏向、对军备的热衷、对社会保障的压缩——如今被高市完整继承。她在竞选中承诺“让日本再次增长”，但这句话十年前安倍也说过。
古贺茂明的警告因此显得格外冷静。他指出，高市与维新的组合不仅会扩大贫富差距，更会削弱日本社会的中层结构，使整个社会陷入更深的分化与焦虑之中。
在他看来，这种政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权力更替，而在于它让过去的错误以“新面孔”的方式卷土重来。所谓改革，不过是更高明的复古；所谓女性首相，不过是旧时代的延长。
从短期来看，高市政权或许能在民意与股市的短暂兴奋中赢得掌声，但联合政权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它难以长久。维新一向擅长在关键时刻“反身退出”，以改革者的姿态脱身，并反过来利用解散选举重塑声望。对他们而言，这既是风险，也是策略。而对高市来说，这种合作既是荣耀，也是陷阱——她代表着日本政治的“新象征”，却也背负着安倍路线的沉重包袱。
夜幕降临，东京的电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着“女性首相诞生”的标题，人们在欢呼与期待中迎接新的开始。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一场轮回的再现。
日本政坛看似完成了一次历史跨越，实则在原地打转。
当掌声散去，当热度退潮，也许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悄然滑入一个熟悉而危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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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贺在专栏的结语中写道：“股价可能上涨，舆论可能欢呼，但当人们察觉到问题时，一切或许已经太迟。”
这句话此刻读来，像是对今日日本的注脚。
它提醒人们，真正的衰退，并不在于经济数字的下滑，而在于一个社会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
当人们开始把过去的错误当作经验、把旧时代的影子当成希望，那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时刻。
日本网友如此评论：
“今天是10月21日的第82年纪念日。
如今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知道，这是一个命运性的日子——1943年，在东京的神宫外苑，东条英机的一番煽动下，全国的学生被迫参加了“学徒出陣”，也就是被征召入伍参战。许多原本有望在第一线引领日本未来的才智之士，被迫投入了几乎等同于自杀的特攻行动。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日本的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写。那些被称为“足以改变国家”的英才，就这样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雷伊泰和冲绳的海上。讽刺的是，就在同一个日子，战后日本政治中最右翼的大政翼赞体制也宣告成立。那些曾作为“日本新生希望的先驱”，而献出生命的战亡学徒们，若在天有灵，如今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现状呢？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牺牲白费。
当年日本战败之后，全体国民难道不都是在心中立下誓言，要再也不重复那样的悲剧吗？”
“已故的安倍曾把“失落的30年”当作口头禅般挂在嘴边，但对广大国民来说，他两次执政期间，反倒是“十年恶梦”的象征。日本从引入消费税至今，已经整整36年了。当年，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还靠法人税和所得税，而如今，这一结构已被彻底改写——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成了消费税。
36年来，所得税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法人税收入甚至不如36年前。正是这一财政结构的改变，拖慢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导致长期停滞。而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不言而喻，就是政府执政党、财务省和日本银行这三大势力构成的“邪恶三角”。他们合谋之下，日本的经济成长被严重扭曲、阻碍。”
“正如所说，今天的日本正被卷入一场黑暗政治之中。极少数的激进派和少数家族势力正在悄然侵蚀并剥夺国民应有的权利。而那些主张军备扩张、试图挑战国际秩序的政治人物，似乎也正大举登上政治舞台。凡是有违日本宪法的动向，最终都可以在这些政客的行为中找到影子。可以说，日本的前途正面临着诸多难关与不安因素。”
“不用等到高市上台，日本其实早就已经错失了回头的机会。就如同当年战争末期的参谋本部明知败局已定却仍强行拖延一样，今天的政府恐怕也很清楚，日本已是无力回天。现在所剩下的，只是如何在衰退的过程中不断左右摇摆、挣扎求存的问题罢了。
不论是推广NISA的资产运用，还是延长健康寿命，这些举措也不过是日本在衰退过程中所做出的零散应对。而与美军的一体化合作，也许正是国力衰弱后、不得不选择的“较优解”。如果日本当初能够守住曾经的经济实力，那么，也许即使面对美国的压力，依然能坚持“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政策；而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不至于变得像今天这样严厉。”
“我对那个曾被视为“最糟糕”的安倍政权再次上演深感忧虑。回想起安倍在任时，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他与高市、茂木三人时常挂着讥讽般的微笑，而“森友学园事件”、“统一教会问题”、“政治献金丑闻”以及“黑金问题”等众多争议，至今都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在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却又草率地推动联合执政，实在令人无法接受。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国民竟然对这样的联合表示容忍。媒体和网络上虽然经常对政局发展议论纷纷、热情高涨，但现实中的选举投票率却长期低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如今社会上连投票都无法去的贫困国民比比皆是。面对这种状况，不只是政治家、网络上的发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恐怕都必须认真去思考、反省。”
“在高市政权还未真正成为“战后最糟糕政权”之前，自民党可能就已经面临分裂和崩溃的危机了。自民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是因为它一直维持着温和的中道保守路线。但从高市迄今为止的言行来看，她的立场似乎过于偏右，这很可能导致党内那些无法接受极右路线的议员倒戈、反叛。
更糟的是，这次与日本维新会之间草率达成的“半吊子联合”，实在显得太过仓促。即使声称达成一致的政策，给人的感觉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最终很可能什么都做不成。结局或许是，高市首相只是留下一个“日本曾有位女性首相”的历史脚注，然后在事态变得更糟之前，便悄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为什么很多人对“高市成为首相”这件事抱有负面看法呢？她明明还什么都没做，大家却只是凭空预测，就开始批评和唱衰了。如果结果相反，日本真的开始走向良性发展，那些人又是否会为当初的言论负责？
会不会道歉，然后当作一切都没发生，继续得过且过呢？另外，媒体上有不少声音在把自民党与公明党的分裂说成是一种“坏事”，但我们也该冷静思考——自公联合真的对日本有利吗？还是说，它反而成为阻碍日本成长的因素？
无论是功劳还是过错，都应客观地检视清楚。而对于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否组建联合政府，现在就急着下结论，恐怕还为时尚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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