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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下课,标志着 “专业人做专业事”实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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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篮球世界杯的惨案之后,有记者问谁应该为这次失利负责,当时的姚明回答:“我。”

现在,随着篮协官方确认,姚明真的下课了......

姚主席是中国篮球滑坡的罪人吗?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事实和分析,各位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拼凑出自己的回答。



首先,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篮球国家代表队的成绩在姚主席任职期间出现了巨大的下滑。

2016年,中国男篮的FIBA排名排在全球第14名。9年后下滑到了第30名。在姚主席任期内,中国男篮只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拿到过一次冠军,其中2019年的世界杯失利和2023年世界杯和亚运会的惨案都引起了巨大的舆论争议。

中国女篮在2022年拿到世界杯亚军、2023年拿到亚洲杯和亚运会双冠,原本是中国篮球在顶级赛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但也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滑铁卢被拆穿......

当然,国家队的成绩不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有宏观层面疫情三年国际交流受限的影响,也有微观层面篮球人才代际更迭和选人用人的问题。运气不好也是一方面,2019年对阵波兰的那场关键战役,周琦的巨大失误实在是产生了蝴蝶效应,改变了太多事情......

但这东西没法细究,只能是唯结果论。而作为中国篮协的最高领导,姚主席必须是扛下所有责任的,这无可厚非。



不过,姚主席有一句话也说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就是国家队成绩不好不代表中国篮球不行,这其实也是在隐晦地表达,评价他的工作也不能只看国家队如何。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姚主席在其他方面的工作成果。在2017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中,新任篮协主席姚明作发言提出了四个工作目标,提炼出来就是“体教结合”、“联赛职业化”、“增加基层赛事”、“增加和改善体育场地的利用”。其实这还可以总结成两个大目标,一个是搞好本土职业联赛,另一个是搞好基层篮球。

首先是联赛职业化这件事,从效仿NBA,推动CBA球队参股成立中篮联体育公司,并将联赛运营权和商务开发权利移交到CBA等等举措,都能在过程中看到努力。但从体感上我们并没有感受到CBA的影响力在这几年所谓的职业化后得到太大发展,球队的经营也没有脱离原本过度依附于背后金主财力的模式。从一些在网上找到的关于CBA公司的财务数据来看(但准确性无法验证),CBA公司的赚钱能力也并不理想......



而在搞好基层篮球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看得到姚主席所做的工作的。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不管是各年龄层的小篮球赛事,青少年级别的校园赛事,还是成年人的民间赛事,都是比以往更为丰富且关注度更高的。而我接触过的一些基层从业者,对于姚主席力推的小篮球对U12篮球的推动效果,是秉持积极的认可态度的。

去年10月,也许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让姚明主动出来回答一些疑问,而姚主席在采访时谈到一件事,就是当初在聘请乔尔杰维奇的时候,选择他不止是为了让他执教国家队,而是要求塞尔维亚人必须带一个小团队过来帮助中国篮球整体水平提高。

姚主席的原话是“把乔尔杰维奇当作中国篮球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三年疫情无法进行足够数量和足够质量的国际交流后,通过乔尔杰维奇这个引子来评估我们的篮球水平,以及认清我们与国际之间的差距,再想办法怎么通过乔尔杰维奇这个世界名帅,去接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篮球,以此学习和反哺我们的篮球发展。



从访谈的很多细节中不难看出,姚主席作为专业的篮球从业人员,在怎么搞篮球这件事情上,绝对是具有高屋建瓴的国际视野和一针见血的洞察力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篮球尝试走分工化、专业化的时间节点上,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都一致认为应该把姚明推出来当领头人。

但是,搞篮球,和当篮协主席,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对中国篮协或者篮协主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在常规语境和正常的逻辑之下,中国篮协主席按理说应是中国篮球的一把手。

可实际上,情况要复杂的多。



首先中国篮协本质上是一个民间组织,并不是权力机构,只能说是规模较为庞大的全国性大型民间组织。而根据资料显示,篮管中心才是货真价实的体育总局下属的厅局级事业单位。

在2017年“管办分离”前,篮管和篮协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时中国篮协主席的权力职能的来源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这就决定了中国篮协单拎出来不具备真正的实际权力,所以单看篮协主席其实连编制都没有,通俗点讲,都不算是一个当官的......

虽然2017年“管办分离”完成之后,中国篮球的大部分管理职能和资产都规划给了篮协,不再是篮管中心。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篮协开始具备真正实权的时间节点,但根据资料显示,尽管篮管中心名存实亡,可是大部分的决策权其实是回收到了体育总局这一层,而篮协只是具备了篮球业务的运营权和管理层面的人事任命权。其主要职能也不过是推广篮球运动,培养篮球人才,协助举办国际性赛事和全国各级别竞赛和训练。那么这样说来,“管办分离”后的篮协主席,可能不一定有“管办分离”前由篮管中心一把手兼任时来的的实权大......



2017年姚明初上任的时候,新华社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意为“姚明懂篮球,但太年轻资历浅”,这其实点破了很多问题。在姚明这个位置,很多问题也不只是单纯从篮球层面考虑了,也要讲政治。而姚明上任的标签就是“改革”,改革就必然意味着激烈的斗争或者暗流涌动,不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极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才能解决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

姚明早就看出来所谓的改革是“系统性的大改造”,而他在2023年底则还在说,改革的调研也才刚开始而已。而回望历史,任何改革的初期都是困难重重,同时也都需要一个具备绝对权力和才能的政治人才,才能保持改革的精准度、政策的持续性,最后达到长期结果的有效性。

而姚主席是不是政治人才?这个只有内部人才能够评估。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我国的社会环境里,一个没有编制的人在官场里做工作,肯定是不容易的。从前可能有把姚明提拔上来的原体育局局长苟仲文帮他解决问题,但苟局长落马之后,姚明这个篮协主席最后也只能是空壳一个。

而且,姚主席也没有拿出相应的成绩让人愿意帮他。在当时中国男篮无缘奥运会之后,苟局长也罕见地批评了姚明的工作,以及篮协后来一系列与原来出发点相悖的决策操作,这或许已经暗示了姚主席最后的结局。



谈到这里,我觉得好像很难对姚主席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或者说这整件事情就无法通过简单的对或错来进行盖棺定论。

姚明是一个优秀的篮协主席吗?从结果说可能不是。甚至说,姚明并不具备担任一名篮协主席应有的政治能力。

姚明的上任,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中国篮球开始尝试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实践。可8年的时间不算短,而交出的答卷并不理想。而在此之后,高层决定走回原有的老路,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接任姚主席的是篮管中心的党委书记郭振明,而这就相当于否定了原先“管办分离”的做法,做工作还是得找个有编制的来才行。

但无可否认的是,姚明是勇敢的。因为在那个改革的时间节点里,有且只有他最适合作为代言人推动这股浪潮,纵然清楚自己不适合作为篮协主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是常人有之。



“姚主席为了中国篮球,把自己的人脉和资源拿了出来,但结果是遗憾的。”这是一位记者的总结,大概也是姚主席任内的真实写照。

最后,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位上海故人喜欢的诗词送给卸任的姚明: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姚明辞任篮协主席,一身江湖气的他,输在不够“江湖”


10月31日,第十届中国篮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姚明辞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职务的申请,选举郭振明为新一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此刻,距离姚明第一次明确的“辞职表态”,恰巧过去了一年。去年夏秋之时,中国男篮先后经历了世界杯和亚运会两场不尽如人意的战役,姚明在10月接受采访时坦诚地说:“我有两种办法可以承担责任。第一种:辞职回家,上海离这(杭州)反正也挺近的。第二种:把这些东西和问题积累下来、分析出来,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当时还听着略带玩笑的揽责,如今成了毫无退路的现实。对于普通球迷而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目送姚明离开舞台中央时的惆怅,和如今与另一个“姚时代”挥别时,心情肯定大不一样。即便他担任中国篮协主席的7年半时间,中国篮球(尤其是男篮)成绩高开低走,并持续在低位徘徊,从联赛、青训、国家队的诸项改革留下太多壮志难酬,但相信真正苛责姚明的球迷并不是多数,毕竟相比起他球员时代的贡献,再差也是功过相抵嘛。

说是无奈,心中总还带着一丝心疼。“做了很多,但没效果”的尴尬,甚至不需要你做多大的官,在普通的打工人心中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再一边看着姚主席日益增加的体重,以及经常来不及打理的胡子,此刻许多球迷的信众大概有句“辞了也好,是种解脱”的安慰。

从理智客观的视角看,中国篮球近十年来让全国上下难以满意的面貌,与姚明作为球员把我们的期许无限拉高不无相关。待他成为中国篮球的掌门人,却发现他能为危局带来的改变,远不如当年他在场上亲力亲为时。从球场到官场,太多的门道,太多的掣肘,即便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形成广泛共识的当下,作为曾经最专业的篮球人,姚明依旧无法甩开膀子。

中国篮球协会,从性质上说是一个全国性群众体育组织,姚明并不算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干部”;但篮协重要事项的管理和决定权又落在国家体育总局,姚明又是一个名义上的“体制内人士”。夹在这双重壁垒之间,你要说姚明是好球员而非好干部,似乎也有些牵强……

但起码,姚明是一个从心底里盼着中国篮球好的人,这点绝无争议。



“空降干部”,本就不是篮协主席的常态

时间回到2017年2月23日,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37岁的姚明全票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那也是中国篮协历史上第一次由社会人士担任主席。当时姚明的当选,堪称水到渠成、众望所归。那几年,郎平、刘国梁等体坛传奇纷纷在各自项目中回归“C位”,要么是作为主教练,要么是作为管理者。随着姚明“空降”篮协主席之位,“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句话的号召力达到了顶峰。

和这次辞职一样,当时姚明就职之前,篮协内部乃至整个篮球媒体圈内,很多人很早就知道了这次人事任命。因为当时伴随着这个结果的,还有一些传闻:这次的任命,是更高层面的决定,级别恐怕要高过体育局的层面。这样不让人意外,毕竟早几年成立的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都由分管科教文体的副总理挂帅,而篮球也同样深受国家领导人的喜爱。更何况,姚明还是一张“国家名片”。

熟悉中国官场运作的朋友一定知道,在体制内的一些关键岗位,“空降”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是一种常态。可在篮协历史上并非如此,事实上,“空降”的这一重身份还让姚明面临着不被外界所了解的压力。即便他在当时看来,是最懂篮球项目,也最尊重篮球发展规律的人选;可别忘了,他这一干7年半,也把不少原本期望以这个职位为官场跳板的典型官员的仕途给挡住了。



在姚明之前的两任中国篮协的主席,分别是信兰成和李元伟,两人的风格和风评都截然不同。信兰成被描绘为保守派,典型特征就是扶持本土教练,从第一个任内的王非、蒋兴权,到第二个任内的郭士强。其间虽有邓华德、扬纳基斯两次短暂的尝试,但终于还是在2013年“兵败马尼拉”之后,又请回了宫鲁鸣,回到了原先的路。信兰成的第二个任期,他在CBA取消南北分区、缩短赛程场次、改革外援制度等的改变,初衷也都为国家队集训备战让路。

李元伟则被描绘为开明和改革的代表。他在主席任内是聘请国际名帅的坚定支持者,从哈里斯到尤纳斯,这个时期也经历了男篮人员配备、技术风格相对稳定的两个奥运周期。同时,李元伟对于CBA联赛职业化高屋建瓴的规划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已成为中国篮球发展史上重要节点的《中国职业篮球改革发展十年规划》(即“北极星计划”),都是他为人称道的政绩。当然,成绩才是硬道理,他任内中国男篮连续两届奥运会跻身八强,堪称中国篮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但姚明的两位前辈也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专业院校出身、体育系统培养的老兵。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系统里扎根多年的体育干部。在这方面,你可以对他们开明或保守的风格进行区分,但没法说他们不专业。毕竟篮协是管理机构,本质上是官场,而不是球场。懂如何做好球队领袖和懂如何做好篮协主席,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虽然不能说姚明不专业,但起码他是从头学起的。

姚明想做的事情太多。譬如2019年,从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筹备,到联赛、青训等多个方面同步进行的各项改革,更别说被寄予厚望的国家队了。在不同项目并行的时候,每个项目都有各自的需求,资源配置就很难完全兼顾。面对这种局面时,作为篮协主席,疏导和调配就成了工作的重心。然而对此,姚明的经验并不足够,以至于协调各方时,出现了顾此失彼的情况。到最后,给人留下似乎什么事都做了,但什么事都没做好的印象。

到后来,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篮球种种不如意现状的根源,以至于到了最近两年大赛毫无建树、联赛乱象迭出的局面,这些都使得球迷和高层的不满积聚到了极限,这也是姚明作为一名“非典型干部”的无奈。中国篮球“底子薄”是一方面原因,而姚明的“根基浅”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者说,他在中国体育官场这盘根错节的复杂体制内,从未真正地、成功地“扎”进去。

“一事无成”?是不看球的人才会有的偏见

在我们熟悉的官员考评体系中,“出成绩”是一项重要的表征。就拿此前历任主席中口碑较好的李元伟来说,那些年的男篮阵中有姚明,也算是李元伟的幸事。虽然联赛水平与环境的提升对于国家队成绩理应起到“反哺”的作用,但无论是在FIBA还是NBA体系下,篮球运动的一项铁律是:管理层或许能打造一支实力超群的球队,但最终的胜利还是球员扎扎实实打下来的。政策再对头,执行的人派不上用场,也是白搭。

姚明作为篮协主席面临的困局,就有点像后一种情况。套用范志毅那段几乎适用于任何体育项目的金句来说,“你谁谁谁都在打核心,他打得了吗?没有这个能力知道伐!”

的确,在中国篮协主席的各项工作中,奥运赛场的成绩是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姚明到目前为止的确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男篮先后“历史性地”错过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而原本已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巅峰的女篮今夏也在算完小分后小组出局。对于刚刚进入陌生领域,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姚明也在尽力积累着自己的经验。每次到最后,都是他和球队站在一起并主动揽责,但仍有苛责者问:“你说你负责,你怎么负责?”

也许,辞职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唯一能让批评者看到的“负责”姿态。



我们也免不了要发问,又一次告别“姚时代”之后,中国篮球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一片混沌中,没人知道。对于姚明,在这7年半时间里,尽管他在男篮国家队方面交了一份不算合格的答卷,但在其他方面,仍旧有闪光点证明,他并非“毫无建树”——

姚明对于联赛以及青训工作的诸多改革措施,成效已在纸面上。CBA层面,薪资制度规范化,效仿NBA建立工资帽,规范合同类型;青训方面,推进体教融合,选秀制度化,扩宽大学生球员进入CBA的通道;文化建设方面,中国篮球名人堂的设立,致敬先辈,建立了让中国篮球绵延薪火相传的传统。

在巴黎奥运会不如意的结局之前,“无畏金兰”的中国女篮重回巅峰,女篮世界杯亚军,亚洲杯、亚运会冠军,韩旭、李梦、李月汝等掀起又一波女篮姑娘登陆WNBA的浪潮。 虽然篮协有专门负责女篮工作的副主席,但至少,女篮在姚明任内是出了成绩的。不论是因为改革到位还是周期使然,这份答卷都足够让人满意,虽然看似在巅峰又戛然而止。更别说在篮球场的聚光灯之外,3X3篮球蓬勃开展,作为比5人制篮球基层参与门槛更低的形式,赛事普及和参与群体显著增长,赚了吆喝也赢了成绩。女子3X3国家队东京奥运会摘铜,是中国篮球项目了不起的突破。

李凯尔成功归化,崔永熙加盟篮网,看似更多是个人的选择和努力,但与姚明作为篮协主席在背后的操持和运作也少不了关系。最起码,在NBA赛场上断档多年的“中国血脉”,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复苏。

“殚精竭虑”,姚主席真的做到了倾其所有

平心而论,围绕姚明主席任内的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而姚明在一些事上的确有会有些“江湖大哥”的草莽做派。倒不是说他作风使然,而是指在中国篮球的各项事业推进不下去时,他甚至常常动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托关系”“走后门”。这些都不是贬义词——最为人所知的一个例子,就是向自己代言的公司为CBA“拉赞助”。

姚明情商之高,是圈内圈外都有的共识。但像这样动用个人资源的例子多了,就有人总觉得在姚明那里就能“特事特办”。到后来,CBA真的在新疆队退赛问题、周琦转会问题上“特事特办”了——虽然这过程中姚明的确承担了责任,也承担了风险——这些都被拿来作为对他进行攻讦的利器。新疆队的退赛声明上一度还指控姚明和其他公司不清不楚的关系,所幸的是,最终国家的监察组通过调查还了姚明一个清白。事态才不至于继续发展恶化。



曾经有知情人透露说:“我觉得姚明的问题就在于,他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老派上海人的做事风格,会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即便在这个位置,他也不会做一些所谓的,官场上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在博弈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优势。那些额外的东西,你怎么拿到呢?这也让他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看起来就是比他的前辈要吃亏。其他人是很熟悉这些的。”

一方面为了中国篮球殚精竭虑,倾其所有,甚至在调动资源为中国篮球谋福利这件事上,变得有些“公私不分”;但另一方面,这些看似有些江湖气、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派,并不意味着姚明已经融入了中国体育的官场文化。事实上,CBA乃至中国篮球圈子里那些更加“江湖”的套路,姚明本人也疲于应对,也不屑于应对。这7年半时间里,姚明与其说是没有做好中国篮球的“最高管理者”,不如说是他在为中国篮球耗尽了所有精力和资源后,壮志难酬,也低下了头。

还是那个结论,姚明是一个从心底里盼着中国篮球好的人。虽然这样的人有很多,但姚明毫无疑问是最上心、最使劲,但却没有获得最多称许的那一个。

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不贪污的姚明,怎么也搞不好篮球?

姚明正式辞去中国篮协主席职务,从2017年上任到2024年卸任,姚明和中国篮球一起从高峰跌落低谷,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纠结、彷徨,最终被现实打败!



上任初期,姚明意气风发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姚明坐在场地中央,身后是夺取亚运会金牌的中国男女篮球员,中国男女三人篮球也拿到了冠军,中国篮球包揽四金,刚刚就任篮协主席才一年的姚明可谓春风得意,他笑容满面展开双臂,既是拥抱亚运会的辉煌成绩,也是拥抱未来的似锦前程。

当时,姚明主推的各项改革正如火如荼,特别是“小篮球”项目,仅一年时间就吸引了接近10万名小球员注册,中国篮球从基层到国家队全面开花,内行管内行的模式让中国篮球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春天。

然而,这个春天在一年之后的男篮世界杯变成了寒冬,中国男篮主场兵败无缘奥运会,打击仿佛九连环一环套一环,2022年亚洲杯止步八强,2023年世界杯再度折戟。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半场领先18分被残阵菲律宾逆转,亚洲杯预选赛不敌日本。

虽然也有中国女篮勇夺世界杯亚军,三人篮球女队获得东京奥运会铜牌的成绩,但根本不足以成为中国男篮雪崩式下坠的遮羞布。



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错失绝杀


没有理由怀疑姚明希望中国篮球更好的诚意与努力,但他想实现的,与中国篮球能呈现的,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成为篮协主席后,姚明拜访了前NBA总裁大卫•斯特恩,两人吃着鸡肉三明治聊了三个小时。

之后,姚明还与NBA现任总裁肖华,副总裁马克•塔图姆进行了沟通,塔图姆记得姚明开口第一句是:“我想要你们所有的操作手册。”在那一个小时的会谈中,姚明详细询问了NBA的组织架构,联盟规则修改的投票机制,董事会如何运作等,他对NBA的规章制度和劳资协议都非常感兴趣。

管办分离,国家队红蓝分队,创建人才库,增加联赛场次,设立工资帽,推广选秀和小篮球,推出俱乐部杯,姚明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或多或少都有NBA的影子。他希望借用世界最好篮球联赛的经验,来帮助CBA和国家队,初衷是好的,但实践证明,美国篮球那一套,在中国篮球的大环境里水土不服。



姚明向NBA取经


早在和姚明面谈后,肖华就坦言他觉得姚明的改革会遇到障碍,因为中美篮球有很多不同,抄作业很可能抄错。中国篮球本质的问题是缺少高水平的球员,新疆队与周琦那次掀起巨浪的风波,根本原因就是如此。

民营资本在CBA已经很难站稳,国企成为主流。CBA进入高成本时期,一年一亿的投入是基本价,但疫情期间失去了主场票房,这口气还没有完全缓过来,姚明为了保护资方的积极性,出台了限薪令,同时让俱乐部拥有顶薪优先续约权,但中国篮球的精英球员就那么几个,母队想要留下,其他球队想要挖走。

球星觉得优先续约权是枷锁,球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权益,矛盾激化的结果是新疆队一度退出CBA,周琦这位中国篮球现阶段最好的球员无球可打。

对于这种双方都有理的纠葛,姚明无可奈何,就像他对江苏队和上海队那次“非正常”季后赛的处理,处罚力度不小,但也只能定义为“消极比赛”,高高拿起轻轻放下,若是真深入调查,姚明没有这个权利,中国篮球恐怕也没有这个勇气。



为“小篮球”开球


姚明的“小篮球”计划,是效仿美国篮球的AAU和欧洲篮球的梯度建队,“小篮球”联赛并不收费,但你想打上这个比赛,就需要接受篮球培训,而且越往上打成本越高。

姚明的初始愿望是想打牢中国篮球的基础,像美国和欧洲几个篮球强国那样,做大人才池,但到了基层,像勒布朗•詹姆斯这种小时候穷到上学坐车都坐不起的孩子一路通关打到NBA的美式篮球故事,在我们这里不太现实。

更何况,承办“小篮球”相关赛事的众辉体育老板陆浩,就是姚明的好友也是他的前经纪人,这层关系让外界产生了利益输送的种种猜测。

姚明大力推广的选秀制度,也是对NCAA直通NBA的模仿,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你们能想象没有NCAA的NBA吗?”

姚明的本意是打通大学与职业联赛之间的壁垒,近年来也确实涌现了像王岚嵚等一批优秀的选秀球员,但CBA的人才选拔还是以青训为主,强队放弃选秀的情况几乎年年都在发生。

2024年CBA选秀,就有四支球队在首轮弃选,这在NBA是无法想象的。



选秀弃权年年发生


这也并非俱乐部与篮协对着干,大学篮球的训练还是非专业体系,训练时间和强度不能与CBA的青训相比,这是选秀的根本问题,虽然大体协与中国篮协达成了深化体教融合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大学校篮球队与当地职业队之间的协作,但这些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

姚明的改革是大力发展基层和校园篮球,进而推动CBA和国家队的进步,想法是好的,但时间成本太高,并且需要国家队的成绩作为支撑。

NBA并不承担为国家队输送人才的任务,美国队打得不好丝毫不影响NBA,但CBA与配套的各层级联赛,都和国家队息息相关,一损皆损一荣皆荣。

姚明的两位前辈,信兰成和李元伟,都将国家队放在首位,特别是信兰成,他曾经告诉相熟的媒体人,CBA这个水平的联赛,根本培养不出来国家队需要的球星。

信兰成担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时候,CBA事务很少亲自插手,坊间传闻有些俱乐部老板请客吃饭,信兰成从未去过,他专心抓国家队的梯队建设,搞长期集训多打比赛,时至今日,CBA和国家队的很多球员,还是信兰成时期的国青队培养出来的。

对于信兰成,媒体和球迷评价不高,但如今看来,你可以说他守旧,但他确实了解中国篮球的本质。



前任或许比姚明更懂中国篮球


李元伟在任期间的改革力度要高于信兰成,但在一系列新政的外壳下,内核还是国家队。

正是在李元伟的任期内,王治郅得以回国重新效力中国男篮,那次“拯救大兵王治郅”根本上还是为中国男篮在北京奥运会成绩加一道保险,所以才有各方面合作解决问题,没有这个前提,当年那种复杂的局面很难破局。

李元伟曾经感慨,CBA从未真正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这个评价现在听起来,依然别有一番滋味。

作为篮协主席的姚明,雅加达亚运会的四金让他站稳脚跟,但随后的世界杯失利导致失去奥运会门票动摇了根基,接下来的疫情让中国篮球不得不封闭。三年后大门重新打开,中国男篮无论在亚洲还是国际赛场都是一败涂地。

特别是2023年世界杯,中国男篮请了外教,有了归化,这是姚明对“以国家队为本”战略的妥协,他曾经很反对归化,称这种行为会伤害本土球员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但成绩的压力让姚明只能让步。



姚明曾反对归化


然而,有外教和归化球员助力的中国男篮还是输,在“振兴三大球”的大背景下,中国男篮连续两届奥运会没进去,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谁还有信心和勇气继续支持姚明的改革?或者说,你已经改了七年,成果难道就是中国男篮不断刷新成绩的下限吗?

我们依然相信姚明仍有着热忱的爱国之情以及对中国篮球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接手这个摊子,更不用将自己的人脉和资源无条件地输送给CBA,包括与中国人寿的赞助合同。

姚明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许是低估了中国篮球改革的难度,或者明知不可为仍想放手一搏,他的理想撞上了现实的南墙,从全力以赴最终走向了力不从心。

归根结底,中国篮球需要球员时代的姚明,一己之力掩盖所有问题。回过头来看,如果2019年世界杯对波兰那次边线球没有出现失误,后面的剧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运气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没有王仕鹏绝杀斯洛文尼亚那一球,李元伟的改革可能在2006年也就戛然而止了,就不会有2008年的盛世。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或许就是姚明过去七年的遭遇,现在,他解脱了!



姚明,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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