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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天之内，马斯克两度将自己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
2024年10月13日，Space X在周日的一次试飞中用“筷子”机器手抓住了星舰超级火箭的第一级，这意味着人类在循环使用火箭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在一周之前，2024年10月6日，马斯克头戴鸭舌帽，系着夸张的腰带，穿着黑色西装、黑色西裤和一件印有“占领火星”字样的黑色T恤，现身川普的宾州助选会。
他欢呼着、蹦跳着，露出雪白的肚皮。
山巅的创造者也可能是一个政治疯子，深陷政治分裂与动荡的国度仍然在批量生产改变世界的冒险家和科学狂人。
不朽与腐烂，辉煌与破败，在这一刻形影交错。
01 存亡之秋
这是美国首富第一次如此露骨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接受Tucker Carlson的采访时，马斯克更是爆出惊人之语：
“如果特朗普输了，我就完蛋了。”“（如果民主党胜选）你觉得我会被判处多久的监禁？我还能看到我的孩子们么？我不知道。”“（如果人们不支持特朗普）这将是最后一次选举。”
在马斯克的叙述中，民主党已经成为无视政治底线，阴鸷酷烈的流氓政党，11月的美国大选不仅决定着美国的政治命运，也决定着他个人的身家性命。
为了保卫美国的未来，也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马斯克选择all in特朗普。在三个月前，特朗普遇袭的几个小时后，马斯克宣布每月为特朗普提供4500万美元资金，全力支持他重新入主白宫。
本月早些时候，马斯克宣称，摇摆州的任何人只要请愿签署支持第一和第二宪法修正案，就能从他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获得47美元奖金，而那些愿意参加助选工作，提高得票率的摇摆州公民，也将获得每小时30美元的报酬。
马斯克是一个非凡的梦想家和创业者，或许在他看来，政治无非是另一种商业。
为了让特朗普当选，马斯克愿意不择手段。
马斯克的转向使人诧异，毕竟，他曾和民主党有着如胶似漆的蜜月期。
2016年，当特朗普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马斯克选择了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
青年希拉里
直到2020年，马斯克仍在私下对话中讽刺特朗普是“铁石心肠的失败者”。特朗普那里也毫不示弱，2022年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咒骂马斯克是“废话的艺术家”。
马斯克和川普没有先天的友谊，反倒和民主党人有着现实的厉害关系。
民主党人主张减排政策，特朗普支持油气集团的利益。
民主党用真金白银支持电车产业，特朗普威胁要废除一切政府补贴，并称支持电车的人简直是精神错乱。
马斯克的政治转向，似乎在自毁干城。
02 谁是同路人？
一种经济学解释认为，特斯拉已经在美国电动车市场建立了垄断地位，取消政府补贴只会让其他较小的车企更难以蚕食特斯拉的市场。
然而，这一论点似乎轻视了特斯拉和民主党人荣辱与共的共生关系。民主党人对电车的承诺不仅在于政策支持，也在消费市场上有直接的表现。
2024年6月的Pew民调显示，77%的共和党人对电动车无动于衷，仅有13%的共和党人认真考虑购买电动车，而民主党的比例的这一比例分别为40%和45%。
民主党人也的确做到了知行合一。
从2012年到2022年，民主党浓度最高的前10%的县（county），消化了一半的电动车市场，前5%的县，更是独占三分之一的电动车市场。
加州的特斯拉工厂
当马斯克放弃特斯拉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消费市场，和特朗普亲近时，后者虽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却从不改变自己对电动车的敌意。
2024年6月，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宣称，电动车将会摧毁美国的汽车工业，他一旦上台，便会立扭转美国的电动车政策。
换句话说，作为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是以牺牲自己实际利益为代价，支持特朗普的事业。
为此，马斯克甚至不惜和共和党的金主——油气集团——达成历史性的和解。
在过去的几年里，马斯克对油气工业的态度经历了匪夷所思的大转弯。
2015年，当现身Neil deGrasse Tyson的播客时，马斯克将使用化石燃料形容为“历史类史上最愚蠢的实验”，如果人类无法摆脱对化石人员的依赖，人类经济与社会将付之一炬。
Neil deGrasse Tyson
在这一语境中，特斯拉的使命，正是加速油气工业的毁灭。
2024年，在和特朗普的访谈中，还是民主党拥趸的梦想家推迟了转型的日程表，他说，世界需要50-10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绿色转型，油气工业对当代经济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不应该将它妖魔化。
基于现有的信息，马斯克的改弦易辙，并不基于增强电动车垄断的工具理性，而是被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所驱动，在他一向乖张浮夸的言辞中隐含着真实的恐惧，他真的相信，民主党会摧毁美国的未来。
马斯克并不孤单，他不是唯一一个转投共和党阵营的美国商业与科技领袖。
今年的一项统计研究发现，自从千禧年以来，美国科技心脏“硅谷”愈发陷入政治极化的泥淖。2000年，硅谷的精英阶层尚普遍持有“中间偏右”的中立立场，然而，时过境迁，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间派的生存空间急遽萎缩，硅谷的科技巨头先是左倾，又在2020年之后迅速右转，投入共和党人的怀抱。
如今，除了风头显赫的马斯克，特朗普背后站着一众硅谷巨鳄：
“硅谷风投教父”，Paypal与Palantir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
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
风险投资人，红杉资本合伙人道格拉斯·莱昂内（Douglas Leone）和马奎尔（Shaun Maguire）
风险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
加密货币投资人温克莱沃斯兄弟（Winklevoss twins）
风险投资者，Palantir联合创始人约翰·朗斯代尔（Joe Lonsdale）
PayPal共同创办人霍威利（Kenneth Howery）
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信念：
“如果不选择特朗普，科技产业，加州和美国将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
这句话，出自马斯克的同路人——安德里森和霍格维茨。
安德里森与霍格维茨
如果说，我们无法从马斯克混乱的语言系统中理解右转背后的动机，那么这些同路人的表述却清晰得多。
他们要做的，是恢复美国18和19世纪的“小国家”和“小政府”传统。
他们相信，即使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当下，政府也不应对经济进行任何的调控。
他们相信，技术突破会自然地增加就业率，增加大众收入，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至于政府的再分配，只是经济混乱的根源——这恰恰是民主党要做的事情，他们要监管一切产业。
在这个意义上，硅谷的极右派同时是技术至上主义的狂热信徒。
马斯克正在成为这个政治流派的大祭司。他抗拒是民主党希望加强国家干预这一行为本身，哪怕他自身能够从干预内容中获益。
美国新闻评论者Christine German持有相同的看法，她说：
“团结整个极右翼的唯一动力就是对中央集权的共同恐惧。”
03“恨国”的美国人
马斯克是一个“恨国党”。
不过，这个“国”指的不是“美国”，而是“国家”。
美国人憎恨“国家”的历史源远流长。
《常识》的撰写者，哲学家托马斯·潘恩有一句格言：
“国家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国人对国家的敌意。
与旧大陆不同，美国既未经历过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也未曾遭遇近代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和20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创建者，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受害者。
卫斯理宗、浸信会和贵格派等“异端”受到公权力的制裁，即使在远渡重洋后，流亡者的后代仍对国家有着深切的不信任感。
欧洲的宗教迫害
美国人对国家的厌恶不仅源自对迫害的记忆，美洲富饶的物资和广袤无垠的土地同样削弱了国家的基础，在向西部边疆进发的过程中，探险家和掘金人远远走在治安官的前面，他们在荒野中建立了社会，而后，国家姗姗来迟。
在《美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政治科学家哈茨（Louis Hartz）认为1776年的美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变种。
洛克，这个17世纪的英格兰哲学家生活在清教革命的混乱年代，在他的一生中，斯图亚特王朝崩溃，护国公克伦威尔上台，清教徒与天主教徒将国家作为攻击宗教战争的武器，相互杀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之家的关系”。
目睹这一切的洛克并不关注一个良善的政府应当如何构成，相反，他关注的是如何保障个体最基本的权利不受到国家的侵害。
为此，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人民具有四种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与革命权。
前三者来自自然法，革命权则是避免暴政的保护机制。
在那个宗教裁判和言论审查依然肆虐，国王的敕令可以肆意逮捕人民的年代，洛克为现代世界定下了自由法权的根基。
然而，问题在于，洛克仅仅讨论了个人权利如何不被侵犯的“消极自由”，并未讨论诸个体如何在共同交往中构建政治体的“积极自由”。
换言之，洛克缺少一套“国家学说”，他划定了政治生活的共同底线，却未能想象一个自由的国家。
美国的国父们是洛克的忠实信徒，《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尤甚，这个小农场主出身的政治家曾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治理最少的政府”。
杰斐逊的朋友汉密尔顿却有另一套看法，他担心，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并可能造成国家机器的扩张。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分歧，至今塑造着美国的政治版图。
19世纪以来，洛克式的政治自由主义逐渐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合流，前者将国家视作必要的恶，后者则相信“看不见的手”指引着人类社会的运作，两者分别强调个体与市场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拒绝国家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的任何干预。
亚当·斯密
反国家的双重自由，构成了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滥觞，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正式成形。
相比之下，民主党是对自由主义危机的回应。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渗透入社会的每一处肌理，在劳资冲突愈发尖锐的同时，社会化的大生产也显著改善了工人的生存环境，后者对卫生、环境、医疗与教育等公共产品有更迫切的需求。
到了19世纪末，改革的需求已迫在眉睫。
当欧洲诸国纷纷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时，美国仍是一个“法院与分肥式政党的国家”，缺乏公共官僚体系，主宰公共政策议程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权力交易，而非专家主导型的行政权力机构。
社会学家斯考切波对这一时代的美国政治做了经典的描述：
首先，公共官僚式微，全国性行政管理较弱；
其次，公共权力呈碎片化、散布式状态，组织化的社会利益渗透其间；
最后，政党纲领性较弱。
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进步主义者的推动下，美国公共官僚机构才开始缓慢扩张，这一扩张模式可以被形容为“痉挛式地突进”。
美国人仍然憎恨国家，只有在突然的严重经济萎缩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时，美国人才愿意迈出强化国家能力的步伐，并在危机缓和后迅速回归保守立场。
例如，在1907年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才得以建立联邦储蓄系统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罗斯福新政。如果说《1787年宪法》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那么罗斯福新政则是美国行政国家建构的里程碑。
在1929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中，美国商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跌落到历史最低点，自由党和产业工人的联盟逐渐成形。
面对难得的机遇，来自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开始自上而下的重建联邦国家，他成立了由官僚和专家主导的全国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养老和保险机制，并推进累进税制改革。
行政改革的高潮出现在1937-1938年，那时，罗斯福试图逼迫国会通过一项对行政部门进行彻底改组的计划，创立强总统制，使总统独揽“为实施......社会项目所必需的人事、规划和财政控制等多项大权”。
然而，在市场自由主义派看来，罗斯福的论调无异于“篡权”。
罗斯福的提案在国会折戟沉沙，地方政治精英也坚决抵抗联邦政府的地方干预，旧有的权力机制成为美国行政改革不可逾越的大山。
于是，罗斯福为此后的美国留下了一个未竟的国家机器：联邦政府实现了有效扩张，但这一扩张并未经历系统性规划，而是便宜行事的结果。
新机构之间互不隶属，新机构与国会和州政府之间矛盾重重，被各个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
20世纪民主党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从奥巴马时期的医疗改革，到拜登政府加强数字产业监管的尝试，都是重新激活公共官僚制的尝试。
只不过，他们先遭到了和罗斯福一样的阻击，又在利益集团的牵引下走向畸形。
04 最好的国度？最坏的国度？
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描述，“这是最好的国度，也是最坏的国度”。
这是一片浸润在洛克式小政府和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中的土地，对于创业者而言，美国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最好的国度，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高度发达的融资体系和较弱的政府监管提供了自由的市场环境。
然而，对于许多常人而言，经济自由意味着代价。
美国是市场与权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试验场。
无论是亚欧大陆上的古老帝国，还是法国、德国等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均是历史的中心角色，人们面对的历史难题是如何从一个集权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与军事系统中抽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拥有自身规则的市场，以及建基于市场主体的市民社会。
但对美国来说，市场先于权力，社会先于国家。在这个宗教难民、拓荒者和探险者奠定的国度，组建政府只是无可奈何之举，美国政治群体的困境在于，如何从一个发达的、去中心化的社会中重建国家。
市场的早熟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滞后解释了美国社会的某些奇观，这个创造了最多颠覆性科技的国度也拥有发达国家中最贫瘠混乱的问题街区，一个拥有近乎无限财力、人力和物力的社会常常在防灾、医疗、高铁和城市治安等“小”问题上折戟沉沙。
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创造力的枯竭，而在于社会分化的加剧，在于脆弱的公共权力机构无法救济在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中逐渐坠落的贫困阶层，在于脆弱的公共权力机构无法应对移民、气候危机等外部性难题，在于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正如无数反乌托邦电影所描绘的邪恶公司那样，科技与商业巨头也可能对脆弱的公共机构实施“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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