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许多网友在转发丘吉尔生前说过的一段话：“未来世界真正的法西斯，很可能会以反法西斯的面自出现。” 不能不说，
中朝三国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2025年9月3日 AP
不能不说，刚刚过去的北京九三大阅兵，世界三大独裁者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并肩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共党卫军的画面，为丘吉尔的先见之明提供了佐证。
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发出警告：人类今天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然而，当今最惨烈的侵略战争发动者及被通缉战犯普京就站在他身边。与此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在布鲁塞尔表示：一个反西方的“新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中”，中俄朝以及伊朗领导人齐聚北京，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直接挑战”。
网友@YYDS发帖说：如果由独裁者和侵略者组成的邪恶联盟是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那只能说当今世界秩序完全错误。网友@韩连潮发帖说：三大独裁者同台亮相，引全球热议，川普指其密谋反美。我以为9.3阅兵是习的一大败笔，因为真正抗战的中流砥柱美英国家没有为其站台背书，应了“失道寡助”一语，使习党企图实现贪天之功、向文明世界示威、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中国特色新专制秩序的野心暴露无遗，效果适得其反。
网友@@YousonW61915发帖说：中国、朝鲜、俄罗斯（苏联）上一次站在一起，是在7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暗喻在二战法西斯投降后，从韩战开始，世界开始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一直到今天，过去的苏联倒下了，现在的新轴心国正在迅速抱团，对抗西方世界。
其实，丘吉尔还说过以下几句名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坏的特征……”
网友@轩辕问非在一篇题为《打虎的是武松》的网文中这样写道：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中明确了各地日军的投降对象。其中A款是这样写的：“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地区以内之日军，向蒋委员长投降。”问题来了：为什么“满洲除外”？因为苏俄是1945年8月8日才对日宣战的，8月9日大举进攻东北，8月下旬，东三省已在苏军手里，所以那里的日军不可能向蒋委员长投降。1945年以前，日本是把东北当作本土的一部分发展建设的。统计数据显示，直到1945年，日本在东北投资的工业总额超过百亿日元。铁路、公路网密集，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矿业齐全。在当时的亚洲，东北无疑是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约4000万，城市化率、工业化、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在全国属于顶尖水平。工厂有组织地运作，交通线路畅通无阻，水电供应稳定，医疗和教育体系也有所建立。然而，苏军入侵东北后，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东北人随即陷入极度的困苦与恐惧之中。关东军已投降，苏军却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携掠与破坏。所有重工业设备都被拆卸运走，东北原本的工业骨架彻底瘫痪了。更糟的是，平民遭遇了空前的暴行。
统计与档案显示，从城市到乡村，老百姓被抢劫、殴打、杀害是常态；女性遭遇侵犯或当街凌辱，甚至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等暴行也屡见不鲜，原本有序的社会，瞬间秩序崩塌。日本投降前东北在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上几乎超过了日本本土。苏军入境后，东北人直接坠入地狱。苏俄人的野蛮掠夺与暴行对东北造成的伤害远超日本千万倍一一这些都有清楚的数据和历史记录。历史的讽刺在于，日占时期你可以说那是殖民地，是压迫，但至少百姓生活还过得去，也留下了工业基础；而苏俄所谓的解放力量的入场，却让东北付出了更惨烈的代价。直到1946年苏军撤出，留给国民政府的是满目疮痍、经济瘫痪民不聊生的东北。知道了这些，你得明白，俄老男作为座上宾，听着我朝人声情并茂地唱“9.18”，这是多么荒唐荒荒诞的事。犹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推杯换盏一起庆祝武松打虎纪念日，因为金莲的丈夫大郎被他们毒死了，而武松也被发配沧州。但你永远也别忘了，老虎是被武松打死的。
一篇题为《帝国的黄昏：为何声势浩大的阅兵，往往是时代终结的序曲？》的网文这样写道：在农业时代，权力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权力装在枪杆里；在信息时代，权力藏在代码中。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胜负就已经注定。
--题记
第一部分：历史的韵脚——盛大庆典，帝国谢幕
猎猎军旗，闪亮军刀，声势浩大的武力展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往往会给世人在当时留下国力强盛的深刻印象。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拨开庆典的表像，审视这些阅兵军演的后续历史进程时，却常常会发现，这些盛大的仪式，是当时力量的宣言，是一种政治仪式，是政权在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时，一次绝望的自我肯定。它们试图用有形的、令人生畏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当旧制度面临不可逆转的挑战时，来挽回无形的、正在流失的民众共识，来宣誓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任何一场盛典能够逆转潮流，从大革命中挽救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旧制度。
正因如此，这些宏大的力量展示，也往往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挽歌。
通往断头台路上的最后的表演：法国1790年“结盟节”阅兵
179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巴黎的战神广场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结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为了容纳超过30万名观众，数万名巴黎市民志愿劳动，在泥泞和雨水中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这场庆典是政治戏剧的杰作：由投机的奥顿教区主教塔列朗主持一场弥撒，随后，国民卫队总司令拉法叶、全体国民议会成员，最后是国王路易十六本人，都宣誓效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庆典成功营造了一种强大而短暂的“国家团结的表象” 。
整场阅兵动员了数万名现役军人和巴黎国民卫队参加，涵盖步骑各军种，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阅兵。
然而，在这场和谐的表演之下，是无法弥合的裂痕。旧制度（Ancien Régime）基于神权的合法性已经崩塌，而新的社会契约尚未形成。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危机席卷全国。
这场庆典是君主立宪派试图凭空创造一个共识的绝望尝试，但关于权力、财产和教会角色的根本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仅仅两年后，君主制被废除，路易十六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
解体前的政治涂妆：哈布斯堡1898年登基纪念庆典
1898年，奥匈帝国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庆典，庆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老公）登基50周年。
庆典的核心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大潮中，凝聚已经涣散的封建帝国臣民的忠诚。
在维也纳的阅兵式上，来自帝国11个民族的军队身着各自的传统服装，试图展现"统一在多样性中"的帝国梦想。
可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捷克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他们在阅兵场上扮演着忠诚的帝国臣民，心里却在盘算着独立的时机。
16年后，他的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阅兵式上这支“统一”的军队，不久之后就在欧洲的战场上自相残杀。
这个曾经统治中欧600年的帝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化为碎片。那场盛大的阅兵，不过是为一具即将解体的政治僵尸的最后一次涂妆。
机枪口下的沙皇：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
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办了极尽奢华的三百年庆典，其核心主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回到过去”之旅。宣扬沙皇与他“虔诚的东正教子民”之间存在的联盟。
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哥萨克骑兵、近卫军团、来自西伯利亚的部队，展现着这个老大的帝国的武力。沙皇一家穿着17世纪的古装，仿佛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
由于1905年革命后被迫进行的斯托雷平改革，带着镣铐跳舞，既不够彻底，不能完全保护新生的资产阶级，又威胁到了贵族利益。沙皇当时面临两难：用19世纪的专制体制，管理一个正在进入20世纪的工业社会，而且要尽量两边讨好，以维持国家运转。因此，沙皇才策划了这样的一次阅兵庆典。
但沙皇这种对现实的扭曲，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仅仅四年后，二月革命的洪流将罗曼诺夫王朝冲得无影无踪。
沙皇尼古拉二世整个家族无论老小，都死在革命者的机关枪口下。
第二部分：近代的回声——苏联“西方-81”军演的现代冷战启示录
如果说古代阅兵庆典的记忆已经逐渐尘封，那么苏联的“西方-81”军演及其之后的发展应该还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苏联的亮剑：攘外只为安内
1981年9月，苏联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西方-81”（Zapad-81）军事演习。在8天时间里，10万至15万军队在从波罗的海延伸至中欧的广阔战线上展开行动。演习中首次亮相了SS-20“佩刀”中程弹道导弹等尖端武器，其规模之大，堪比二战中的真实战役。
这场演习有两个明确的目标。对外，它是对北约的赤裸裸的武力炫耀。对内，其目的则更为紧迫：恐吓波兰刚刚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避免传导到苏联国内，维持统治。演习特意在靠近格但斯克的波兰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栖登陆，向波兰人民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苏联随时准备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一样，用军事干预来维护其东欧帝国的统治。
同时，对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苏联内部而言，这场演习也是勃列日涅夫巩固其个人权威和一党专政的工具。
皮洛士式的胜利：战术成功，战略灾难
从战术和心理层面看，“西方-81”军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展示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当时北约的规划者看来是无法阻挡的。苏联展示了全新的作战理念和强大的武器系统，似乎在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然而，正是这武力展示太过成功，使西欧各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而空前地团结起来。这次演习让西欧国家彻底明白，脱离美国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它非但没有离间，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将欧洲更紧密地推向了美国。
这种强化的安全依赖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当美国在几年后为了解决自身的贸易逆差和美元高企问题而寻求国际合作时，其欧洲盟友（如西德、法国、英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一个更加顺从的位置。
为了维系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它们在经济上配合美国的意愿也更强。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背后的大国协调机制，正是在这种紧张的冷战安全格局下才得以实现。
苏联的军事威胁，无意中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棋局中落下关键一子铺平了道路，最终反而增强了对手的整体地缘政治与经济实力。
历史的回响：普京和他参加的阅兵
支撑苏联当时这场宏大军演的，是一个在上一个时代通过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功而拒绝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巨额资源投入到“西方-81”所代表的庞大军事重工业复合体，是对苏联本已畸形的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摧残。当北约各国正在经历一场市场引导的，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而苏联仍在将资本倾注于数量庞大的工业时代钢铁洪流。这是一种致命的资源错配，它榨干了民用经济的活力，扼杀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僵化和崩溃。
十年之后，1991年，这个看似无敌的红色帝国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帝国轰然解体。
历史的韵脚总在不经意间响起。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方大国北边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似乎陷入了一个历史循环：当内部矛盾重重、合法性遭遇挑战时，便诉诸于外部的武力展示。普京的先辈们在不到百年里就干过两次这样的蠢事。而他自己在2024年5月9日那场仅有一辆二战时期T-34坦克的胜利日阅兵，则更像是一场无奈的自嘲。
不知道当普京作为贵宾，在某大国的观礼台上看到那整齐划一的钢铁洪流时，作为一个熟读历史的前克格勃特工，耳边会听到怎么样的近代历史的回响。
第三部分：新时代的挑战——“抢杆子里”再也出不了政权
今天，世界正面临一场堪比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与去中心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个体，一个“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的时代正在到来。
权力的范式转移
旧时代的权力根植于对物理疆域和固定资产的控制。然而，正如《主权个人》书中所预言的那样，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暴力的逻辑” 。在新时代，核心资产——数据、算法、加密资本——是流动的、无形的，可以瞬间跨越国界。国家的传统控制手段，如边境、关税和资本管制，正在变得越来越无效。正如火药摧毁了中世纪城堡的防御能力一样，新技术正在瓦解现在国家体制的权力垄断。
服务型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新范式下，国家被迫从一个“统治者”转变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当最有生产力的“认知精英”可以自由选择在何处生活、工作和存放资产时，国家之间就必须展开竞争，通过提供更优越的法治环境、更低的税收、更开放的创新生态来吸引并留住这些流动的“主权个人”和他们的资本。拥抱开放、拥抱去中心化，是唯一的出路。
无谓的抵抗
然而，一些政权却仍试图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具僵尸，来对抗这场历史变革。它们试图通过加强管制、封锁信息、强化物理边界来阻止资本与人才的出走。
而盛大的阅兵，正是这种“抵抗”的终极心理慰藉：试图用看得见的、物理的、工业时代的钢铁秩序，去对抗看不见的、数字的、网络时代的流动性挑战。
终极的“不合作运动”
这种抵抗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再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也无法阻挡一个个体用脚投票，在链上的资产转移。
这是一种全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它与甘地的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且受众广泛得多，因为它不需要道德号召，而是基于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文章《从圣雄甘地到商人Tom Lee：从非暴力不合作，到非暴利不合作 》中，有深入的阐述）。
这种基于代码和协议的“退出”，正在系统性地侵蚀旧秩序的根基。它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反馈循环：当个体将资本从高税收、高通胀的法币体系中撤出时，他们削弱了该体系的根基，迫使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更高的税收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更昂贵更宏大的阅兵来维持统治），这反过来又激励更多的人“退出”。
国家暴力机器的无人机和导弹，在这场无声的、以经济理性为驱动的全球资本迁徙面前，显得毫无用处。无论是阅兵的仪仗队，还是街道上的防暴警察，他们手里紧握的枪杆子里，可能再也无法有效的获得政权，维持统治！
结论：真理早已不在大炮射程之内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当一个政权的“传统型”权威（如神权或继承权）和“法理型”权威（如法律和民选程序的正当性）都已动摇时，它便会孤注一掷地试图制造一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权威。（是的，你认为很具备暴力美学的那些阅兵，无不是韦伯理论的注脚）
在农业时代，真理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真理装在炮管里；在信息时代，真理藏在代码中。
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结局就已经注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