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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流失18.7万人的背景下，推出一项门槛简单、申请手续便捷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一般简称“高才计划”，目的是吸引内地高学历、经济情况良好的中产赴港生活工作，期间通过两次续签，保持身份7年，就可以获得香港永居。港人身份享受到的工作、税收、教育福利，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中产，许多人记得，高才计划一度热到“吃饭时每桌都在聊这个”。
两年半过去，首批高才们第一阶段逗留期已满，与申请时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8月披露的数据显示，1.4万面临续签的高才中，约一半的人已直接放弃申请续签，成功续签的高才里，也仅有三分之二长居香港。
离开的，多被续签时“证明对香港贡献”的要求卡住，香港工作不是想象中俯拾即是；留下的，还在与香港碰撞磨合；还有相当一批高才，在内地拥有可观的薪水，稳定的生活，没有大波澜，断然不会动身前往香港，但为了孩子教育，他们把香港当成“plan B”，想尽办法续签。
无论哪批人都有隐隐的不安，两年内，首批高才对赴港的预期也在松动，大家都在掂量，为一纸身份，想方设法与一个城市绑定7年，“是否还值得去投入？”
首批高才，一半放弃续签
湿疹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红色的小疹子从脸上开始蔓延。疹子本来只在冬季出现，英国留学时，经历几个寒冷阴湿的晚上，它就会悄悄从局部皮肤上冒出来。眼下不是发作的时候，4月的香港，热得像蒸笼，湿疹面积却一寸寸扩大，攻陷脸部、双手、后背……几乎全身所有地方，“因为太紧张了”，Noah明白。入夜，疹子不间断地发痒，这种感觉，又让他想起没续完的签证。
距离在入境处网站提交续签申请2周过去，还没有音讯，Noah隐约觉得审批在变得严厉。两年前，申请高才计划，只需传一个学位证和成绩单，不到两天就通过。现在，续签页面留出5个位置上传附件，却没有明确的文件要求，他刷到很多帖子，“续签都被卡了”。
▲ 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发帖表示续签被卡了。图 / 小红书截图
按照攻略，Noah细细地打印了工资流水、租房证明，还翻出了出国留学时护照上的英国出入境印章（防止留学身份造假），“居然要提供7年前的东西”，公司还需要提供雇佣合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报，BR商业登记证（企业在香港合法经营证件），10多份文件，拼凑出他在港生活痕迹：一个Top 100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从北京来到香港，朝九晚六到香港中环某银行上班，下班后回到港岛一间每月1.4万港元租金的公寓，留港期间没有造假，违法行为。
躺在床上，他脑海里来回细细检索，如果不过的话，会是哪儿出问题？他担忧起工作，手头新接到的创新性项目，他还不太熟练，“工作证明会不会因此不稳定？”Noah打算移民，留在香港是他计划第一步。曾经，Noah是能随时辞职的人，目前这份工作已经做了2年，是他呆过最久的公司，期间有过辞职念头，为了续签，他都忍了。
续签截止当日，陈明在广州家里度过了最普通的一天。2年时间，他已认识到没有续签可能，对于满足学历条件的人来说，高才获批似乎并不难，本科毕业于香港政府公布的全球顶尖大学榜单（内地目前有23所高校上榜），或个人年收入超过250万港元，附带一定工作经验，一般就可以通过审批。那时他失业，抱着试试的态度申请，很快获批，如今面临续签，他才发现门收得很窄。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续签政策，申请人需要在港获聘并有稳定收入，或是自己开设公司并带来经济效益，才能获得续签。“就是要证明你对香港的贡献，能纳税或者投资”，陈明花了半年时间在香港IT行业找机会，一无所获。
陈明是6300分之一。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数据，今年7月底，有1.37万名高才陆续面临续签，但46%的高才直接放弃了续签申请。即便是成功申请续签的人，也仅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士长期居住在香港。
▲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就高端人才入境计划会见传媒谈话内容。
还有很多高才，甚至没有像陈明那样尝试去香港求职，就直接在心里放弃了。36岁被互联网公司裁员后的安静，走投无路之下，申请了高才。几个月后，她在内地找到一份工作，高才身份也下来了。
作为文科生，她能选择的唯一的续签方式似乎就是兼职卖保险。但算了算，一年至少要签四五个5万美金的保单，才能获得30万元左右的佣金。谁也不能保证这个佣金能让她续签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后面的续签仍需努力，“也不知道门槛会不会进一步提高”？ 高才只有一次申请机会，放弃很可惜，但要努力去搏一个并不那么明朗的未来，她没有动力和信心。
申请高才，本就是一些人在被卡住的阶段，在动荡中希望多一个出路，但他们心里明白，香港并不是一个轻易的“退路”。
另外一半努力获得第一次续签的人，则各有各的动机和“不得不”的理由。
最急切的高才是做父母的，为了孩子，必须续签，他们摸索出处于模糊地带的续签方式。“这么说吧，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方式，都有人试过了。”
在香港拥有保险团队的陈倩文见过太多类似的人，有人自掏腰包买港险，计入自雇卖保险的收入，“买1000万元保险，以这样的提成续签，才比较安全”。低成本的，是写几千字的小作文发给香港政府，深情讲述与香港的连接，一番折腾，终于获批续签2个月，“被一份希望吊着”，抓紧换微信头像、分组好友，开始发朋友圈推销保险。
▲ 陈倩文的保险团队目前主要面向高才进行招募。
为续签卖港险的高才遍布各行业，陈倩文见过最拼的一位是个金融从业者，周一到周五上班，抓住一切休息时候跟人家聊天，在小红书、闲鱼拓客，每周去一次香港，行程安排得紧锣密鼓。晚上8点从上海高铁站出发，在狭窄的座位上凑合11小时，第二天清晨7点靠站西九龙，换好西装，奔波在香港保险机构、各大银行间，办完签约手续后，当晚就坐高铁返回内地，什么都不耽误，一分钱也不浪费。
除了卖保险，也有人考虑投资开店。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问，“打算在香港加盟蜜雪冰城，建议吗？”比她更早开店的前人告诉她香港零售业残酷的一面：街边、商场、百货大楼里的铺子空了许多，“沙田第一家蜜雪已经倒闭了”“我也是为了续签开，现在赚钱的店少，谨慎！”
还有更“一步到位”的方式。随着高才计划推行，港府禁止10余年的内地赴港生子政策重新放开，在香港相关机构完成报备、建档，就能直接去香港医院生孩子，宝宝一出生，立刻享有许多人追求的香港身份。
怀孕37周，深圳人Raya挺着肚子和老公包车来到香港，她们早已敲定一家香港私立妇产医院，“10万元住6人间”，想到大陆3万元就能有个标准一房一卫的单间，Raya肉疼，但一转念，“还是比在深圳花1000万元买老学区房强多了”。
▲ Raya包车到香港待产。
高难度续签还带火了“挂靠公司”的中介服务。港媒集中爆出很多造假新闻，《香港01》调查发现，全套造假工作记录只需10万元。今年7月，入境处破获一个造假团伙，协助13名内地居民办理高才签证与续签，每单收费250万港元。
“一个假的公司能撑7年吗？”陈倩文压根不看好这种挂靠服务，按照这个趋势，7年后若要拿永居，所有材料都要重新审查，哪会那么容易，“现在真实公司的平均寿命都只有3到5年”。
比起富豪去香港为财富寻找安全岛，高才代表的似乎是一群所谓的普通中产，他们吃过时代红利，也被不确定性冲击，想要寻求转机，或者多一个出路。在这场高才迁徙里，最初大家步伐一致，从内地到香港去，两年后，方向分叉了，有人放弃了、后退了，有人继续往前，还在尝试。但没有人能拥有确定性。
淘金时代，难再现
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交汇地，人是跟着钱的流向涌入的。电影《甜蜜蜜》里的时代，五行八作的人涌入香港淘金。如今，港府主动敞开怀抱欢迎的高才们，似乎有更好的起点，却发现落脚并不容易。
▲ 故事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男女主角都是赴港淘金的内地青年。图 / 《甜蜜蜜》
Leo在基金行业工作了10多年，多年以来，他做判断的依据是“钱在哪儿，机会就在哪儿”。2023年前后，“很多富豪客户都在谈香港”，一条迁移路线逐渐清晰，内地和新加坡富豪在往香港走，这意味着他们的资金也随之开启新一轮的自由流通。如何安放这些钱是富豪们始终存在的需求，“这就需要一批说普通话的人，到香港给内地富豪理财”，他申请了高才A类。
Leo 是北京人，他的工作就是从富豪“口袋里”，尽可能多地掏出理财钱。30多岁时，他将自己从北京连根拔起，来到2000多公里外的香港，最直接的理由是，他生病了。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基金从业者，他见证了内地公募基金规模从2015年的8.4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7.6万亿元的过程，他和很多同事一样，乘风而起，年薪百万。近两年随着监管收紧，行业入冬，过去自己擅长的方法无法施展，新的规则他无法适应。同事与领导轮番更替，终于他不再是体系中的“自己人”。待了10多年的办公室里，他感到窒息。某段时间，Leo甚至连班都上不了，“到公司就生理上不舒服”，周末也不敢开车到公司附近，“一靠近那儿就难受”，他开始吃药。
“想继续突破，是需要有个贵人帮一把的”，看到身边例子，他得出了结论。
“而香港几乎人均为富豪。”《商业内幕》2019年调查，香港750万居民中，七分之一的人是百万富翁（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比例高于纽约、东京和巴黎。财富咨询机构Wealth-X的一份报告，以更高净值一亿美元为衡量标准，香港依旧是全世界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城市。
很多城市，“有钱人和老百姓过着平行的生活”，只有在香港，那么多有钱人汇聚在北京顺义区面积大小的地方，“圈层间有极大碰撞的可能”。普通人与富豪的极近距离，使香港社会几十年来，流传着许多神秘、疯狂的财富故事。过去是李嘉诚和甘比（香港富豪刘銮雄的妻子）们，不知怎的就搭上贵人，逆天改命的故事。“近处也能看到卖港险的”，Leo举例，很多年收入几百万港元的港险人，“靠的不再是挨个给朋友推销，而是靠某位大佬客户赏识买单。”
赴港求职人中，金融人也被认为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但实际到香港淘金，Leo感受到了强烈的落差。
首先是工作并没有想象中好找，虽然在内地已经是资深的高薪岗位，他花了半年时间才在香港找到相对满意的工作。年轻人可以从2万港元的初级岗位工作做起，“这类确实比内地多”，但他的目标是中级岗、高级岗。好几次，“岗位面到最后忽然就不招了”。被拒绝多了，Leo也开始自我怀疑，明明对方看履历都愿意聊聊，但聊完又没了下文，“很奇怪，人就不觉得你合适”。后来，他慢慢想明白，内地资金是香港金融业一股重要力量，“内地不扩张，香港自然也不扩张了”。
许多人像Leo一样，希望跟着高才计划到香港，换个职场治愈自己。但这里的职场与内地并无本质不同，“也看嫡系，也不喜欢年纪大的”。业绩压力很直白，习惯了内地说些客套话，见面先打招呼，听到面试官赤裸裸地问，“你能带哪些客户来？能谈成多大的单？能否承诺写进合同里？”Leo有点回不过神。
夜晚，中环数栋50多层以上的高楼灯火通明，照亮上方的天空，这是香港不眠的一面，“外资银行很明确地讲，他们都是八九点才下班的。”Noah说。
▲ 中环数栋50多层的高楼。图 / Noah提供
找工作平等地难倒了各个行业的高才。曾经香港的定位是“超级联系人”，作为中国门户，把内地制造的产品输往海外、把富庶的欧美资金引入内地，催生出繁荣的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但随着关税之争、地缘政治矛盾逐渐加剧，联系人的角色变得有些尴尬，香港希望能培育出科技产业。
但在产品经理陈明印象里，香港互联网生态几乎停在内地10年前的水平。“麦当劳小程序都会卡个半天。”Noah同样被震惊到，“内地很多数据后台自动抓取就能搞定，在香港，是派人跑去登记处查档案，再录进系统。”
IT落后，高才们抱有“支援”香港的想法来求职，但真下场找一次工作，是另一种绝望。
“竞争不比内地轻松”，截至2025年7月底，高才计划共收到约14万份申请，其中约11万份获批准，已有超过9万名获批高才来港激活签证。这意味着每一个招聘邮箱，会被985大学、TOP 100大学留学生、高管的简历淹没。
小半年内，陈明集中在Jobsdb等揾工（粤语找工作的意思）软件投简历，得到的回复寥寥无几，他还专门看了香港最具科创氛围的科学园的工作，都是些大学孵化的企业，基本没有实现盈利，“比不上内地互联网开出的薪水”。
类似于日本的情况，在IT浪潮来袭之前，香港的服务业已经很发达，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也比较成熟，难以被互联网彻底打碎重建，自然也难有大的科技公司涌现。程序员只能分散在金融、律所、零售公司做技术支持，社会对IT的需求不大。
将人留住的前提是要有公司土壤，新一批科技创业者眼里，香港也不是好的选项。
“香港和深圳太近了，让做科技的挑一个，绝对是深圳”，AI创业者许佳说。她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后，与男友在旧金山创业，2年前，因为身份焦虑，她申请了高才B，“当时心态是选择要越多越好”，男朋友是香港人，某段时间许佳经常到港。
“现在的AI创业，最开始就要选好阵营，是中国还是美国。”选美国阵营的人，有一天也会搬到美国，“至少要去新加坡，比如Manus（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体）。”选择中国的，不会去香港，“没有科技创业的气氛”。许佳有时找投资人聊天，从业者见面，一问都在深圳。
▲ 深圳的高科技无人机表演灯光秀。图 / 视觉中国
在科技圈，深圳和硅谷离得更“近”，“很多公司码农（指员工）在深圳，founder（创始人）在硅谷，两个城市信息差小，大家沟通起来很顺畅”。而在香港遇到的人，“关心的还是金融和房地产”。
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尚且如此，对大量文科背景的高才来说，在香港揾工，比在内地更难。
文科背景的李笠与四个大学同学一起组了个群，合计投了上千封简历，“得到的面试机会人均不足一个”，开出的月薪只有2万港币左右。在香港，文科能做的职位大部分是不知名小企业的文员岗。
人到中年，带着俩孩子留港，“租房普遍都要到1万多港元”，他为脑海里闪过的接下工作的念头感到恐惧。
内地学霸的孩子，在香港继续卷
李笠能随口说出很多和高考相关的数据，这是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浙大每年录取6000人，其中一半是浙江的小朋友。除此之外，省内没有一所985、211。”李笠研究完省外大学录取线，认为“浙江的平均分比周边省市高50到100分，这意味着我们付出百倍的努力，得到的结果还是比别人更差。”
2000年初，李笠大学毕业，一张985文凭就能在体制、外企、互联网间畅通无阻，几年后，他们这批人升至中高层，他们相信教育红利的存在，并迫切希望孩子能延续教育优势。
两个孩子都比他当年优秀，从小一门体育、一门艺术地培养起来，功课也没落下。大儿子刚上高中，“老师说他的资质是C9（北大、清华代表的9所顶尖高校联盟）水平”，只是但凡经历过高考，都见过发挥失常的人，他没法不焦虑。
当李笠发现自己有机会帮孩子一把，他想尽力续签留在香港。浙江985率低，不如上海、北京，高才就是那个更大概率让孩子复制他学历优势的赛道。
高才计划给香港带来很多内地中产家庭的子女。2023年和2024年，通过高优才计划来港的11万人，共为8万多名18岁以下子女申请来港。高才的续签数据亦显示，8511位成功续签的高才里，近一半为配偶与子女申请了受养人签证，总计带来了6035名子女。
比起很难再谋求到的香港工作优势，香港教育红利的确更易获得，省钱又省人。
在香港，能享受15年免费义务教育，入读公立学校无需学费，教学采取“两文三语”模式，兼顾粤、英、普三类口语，以及汉字、英文书写，还有许多免费课外班。相较之下，内地一线城市双语教育的学校基本要10万元以上一年，芭蕾、画画、足球等等大众点的兴趣班也要200元一节课左右。
升学路径上，香港的选择也更多元，学生可通过DSE考试（类似内地高考）升读本地、内地及海外300余所高校，亦可修读IB、A-Level等国际课程赴海外留学。没有高才不对这些心动，“总的来讲，香港教育上下限都很高”。
李笠见过身边成功的案例。有孩子花一年时间备考DSE，直接考到了香港大学，“内地过去的孩子，英语以外的科目，都不用担心。”
“高才带娃来港”，看似与港府双向奔赴，“因为当时香港正缺孩子”。
2023年7月，香港教育局公布《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022到2023学年香港中小学生流失超2.7万人，中学流失率4.56%，小学流失率3.43%，创下近3年新高。自2020/21学年起，三年合共流失近6.8万个中小学生。
▲ 2020年到2023年，香港3年总共流失近6.8万名中小学生。图 / 视觉中国
因此那个阶段到香港入学，顺利得惊人。
2023年，高才计划刚开始，何若洁的女儿跟随父亲搬到香港。她原本在深圳读小学，转学到香港需要插班。所谓“插班”，是家长们口中最紧张的一环：一所一所学校地“叩门”，确认是否有名额，再递交申请，笔试、面试，层层过关。
没折腾太长时间，女儿就被香港中西区一所小学录取。她后来才意识到，能进这所学校“有多幸运”。中西区是全港最著名的11校网，校网的作用类似学区，决定着孩子升学可以就读的学校。中西区覆盖了香港CBD、中环与金钟，富豪聚集地、中半山和西半山等，相应的，这个强大的校网，罩住的几乎都是香港的Band 1的学校，即教育局认定的优质学校：升学率高，学术成绩突出，社会精英的摇篮。历来也是香港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她一度担心孩子英语不够好被卡住，很快打消了顾虑，“那里缺孩子”。一间教室都坐不满人，老师跟她讲，不少孩子跟着父母去了海外，原先班里30几个，现在只有20多个小朋友。“学校都急着招小孩”，最顶尖的一批小学都这样，更次一点的学校更招不到人，“直接关闭了”。
仅仅一年过去，等到2024年春天，Joanna 徐带着上初中的孩子到香港插班，情况已大不一样。最初还缺孩子，现在的学校门槛已被高才们“踏破”了。
“竞争非常激烈”，她一连问了好几个学校都直接被拒绝，“没有插班名额”。有的笔试完就没有下文。Joanna 徐的孩子在北京海淀某附中就读，“是北京孩子嘛”，并没有期待孩子到香港能降维打击。但有几次，孩子回来主动说，“题不难啊，”还来不及惊喜，孩子就接着说“但我没戏，面试场上的人一看就是学霸！”镜片后面的眼神直勾勾的，明显刷过很多中介机构给的题。
“如今香港插班，属于全国学霸的孩子都在这里聚会”，Joanna 徐说，他们培养出的一批小孩，不只有学校成绩，小小年纪就能拿出雅思、托福，AMC（全稱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全球中学生数学竞赛之一）、各种竞赛证书，让人瞠目结舌。
她听说香港一所不错学校的校长，插班那阵子，从早到晚都在见学生、见家长，“4个名额有800个学生来面试”，校长面到后面都麻木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学生”。
成功插班也并不意味着上岸，和内地把压力集中在鸡娃不同，香港卷家长对孩子的托举能力。Joanna 徐的孩子英语不错，最终被香港一所中学的国际班录取。招到内地学生，校长很开心，“也是赶上高才来港的浪潮了”。此前很少有内地人考虑这所学校，因为评级是Band 3，象征很低的升学率，60多个学生可能只有两三个考上大学。
据她观察，香港的阶层很稳定。香港是个垂直城市，就像富豪们总住半山，底层住在老市区九龙旺角的唐楼或鸽子笼，财富不仅区隔了每个阶层的居住位置，也区分了孩子就读的学校。“大家还是只想跟自己阶层的人打交道。”如果出现孩子就读错位，也只是偶然一段过渡期。
▲ 香港富豪的半山别墅。图 / 视觉中国
比如，她孩子读的国际班都是外国人：东南亚裔、巴基斯坦、以色列人，有的父亲战死，孩子拿着难民签证到香港，这些孩子大部分都考不上大学，“未来可能就学个技术，做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孩子入学后玩得好的一个同学，不久前也跟着父母移民欧美。她摸清情况，就在给孩子规划转学，最近成功了。新学校是私立，一年学费10多万港元。
当学校更多元，不再有统一评判标准和升学路径时，择校成了香港教育颇为关键的一步，准确的判断往往耗时、耗人、耗钱。
为了给老二读个适合的幼儿园，Joanna 徐和丈夫2周考察了18所学校，每天早上8点蹲到校门口，看看来这里就读的是什么样的小孩，下午4点半放学，再来蹲一次，主要看上完一天班，老师对孩子态度的变化。相似的方法，他们也用在给大儿子升学择校上，几个假期，他们都安排孩子去澳洲、美国旅游，看看当地的大学。
要想卷，这里也能卷到生命之初。到香港，Joanna 徐怀孕了，孕期第8个月，她就报了个每月8000多港元的婴儿园。港府为了解放双职工父母的压力，资助了17所托幼机构，孩子最小可以6个月入学，有的婴儿园还可以直升不错的对口幼稚园和小学，“大家都争着去”，现在她的小孩已经8个月大了，还没有排到入学号。
▲ Joanna徐参加孩子幼稚园活动。图 / Joanna徐提供
教育的卷是漫长的过程，对高才冲击力更大的是，一纸政策收窄了升学通道。今年7月底，因为香港本地居民质疑内地高才挤压本土孩子升学，香港修订政策，来港不足2年的人才子女在港升读本地大学时，其录取名额和学费待遇与非本地生保持一致。
“政策让很多高才群都炸了，”陈倩文说，“池子很不一样了。”以前高才子女的录取池很优渥，5万名考生争夺1.5万个进港八大的名额，现在不满居港2年的高才子女，需要与其他非本地学生一起竞争约6000个名额。学费也高出一大截，公立高校本地生的学费4.45万港元一年，而非本地学生的学费每年在14.5万港元以上，不同生源，4年的总学费差额高达40万港元。
政策一出，有高才干脆就放弃续签了，陈倩文的朋友，刚申请完高才，孩子读高二，等不到2年就要升学，“再怎么赶，也进不了本地生池子”。小孩年幼的高才们也在观望，国内孩子越来越少，有没有可能，以后国内升学更轻松？陈倩文和诸多客户都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再去香港插班，只能一边努力续签，一边祈祷相关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
在岛上飘着
在香港，Noah租住房间只有25平方米，居住了2年，他只有7件衣服，大件物品只有一个显示器，“方便随时都能搬家”。到香港之初，Noah没有想要留下的想法，他计划去更远的加拿大，只把香港作为一个跳板。
2年间，规划有了一些改变，香港的金融机会远比其余他考虑长期定居的城市多，Noah开始学习粤语。另一边，物理距离上，他离香港又远了一点，生活成本高，他准备搬去深圳，每天通勤3小时，房租只要1/3。
▲ 背景是Noah居住的日出康城，传说中住了几万人的公寓。图 / Noah提供
未来到底去哪儿，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像在海上漂泊，被浪花来回拍打，看不见岸的方向，好不容易，他才抓住了两个坐标，“一边攒钱，一边积累经验”，这是他目前稳定生活方向感，做决策的来源。
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移居城市，安定本就不是常态。何若洁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在香港，鉴于香港的工作形势，她留在深圳工作。她过上了曾经不敢想的生活，两个女儿在香港适应得很好，丈夫的事业也再次有了发展，家里还雇了菲佣，简直是TVB电视里的情节，只是心里空荡荡的，有时候丈夫不接电话，不回消息就能让她小小崩溃一会儿。这是许多双城家庭的缩影。
世界在变化，联通着东西方的香港变得尤为迅速和出人意料。这里依然会有机会，经济回暖了，中概股不去美股上市都来香港排队，“港交所排队了100多家”，服务项目的律所、券商、咨询公司都在招人，“analyst岗（分析师）应届生月薪甚至能开到六七万港元”，没人不心痒。Noah说，虽然只是部分岗位增加，工作总体不多，“但万一自己能抓住呢？”
许多高才在香港幸福的来源，并不是找到某种确定性，而是学会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安顿自身。
在香港快一年，Leo没等到贵人，先碰到了一个韩国人。他们俩约定见面交换客户，一个下午，Leo和韩国人坐在香港街头的咖啡馆，天南海北地聊着。Leo不用解释为什么离开从小生活的北京，韩国人懂。
韩国人说自己家在仁川机场附近，住了很久很久，每天看着各地航班从眼前降落起飞，某天，他待不住了，只身一人来到香港。“其余国家的中年人也不都寻求稳定啊，”不是年龄到了，就强行把自己按住，在北京他是奇怪的那个人，身边朋友都成家稳定下来了，到了香港，见到了多元的人，他反而不孤单了。
和过去在急速变化的行业感觉到大起大落不同，如今Leo学会从香港生活里获得快乐，这是脚踏实地的幸福感：中秋节亲手做了兔子灯，街上有人悠闲地遛乌龟，远处的夕阳，被染成温柔的粉色。
▲ Leo在香港拍摄的粉色夕阳。图 / Leo提供
很多时刻，40多岁的Joanna 徐也觉得过去的生活“失去了激情”。去年初，她终于决定和丈夫搬到香港，租房子很仓促，什么都没有，春节一家人睡在地板上，她搂着刚要上幼稚园的小儿子，她没让大儿子跟着，她不希望青春期的小孩看到父母重启另一种生活初期狼狈的一面。
丈夫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内地医学教授工作，备考香港医生从业资格。离开的过程他们犹豫了很久。到港2年，开支不小，除了带过来的一些积蓄，开源部分主要靠她从事港险销售工作的收入。一开始，她也在艰难适应角色的改变，毕竟学历好，心态还在甲方。压力下，她去4S店、奢侈品店观察销冠怎么销售，学习怎么让客户知道自己是“谁”，水到渠成地完成“售卖”。一年后，这个新港家庭找回了在北京事业和家庭上升期的感觉，收入也翻了一番，空荡荡屋子又填满了家具，大儿子也来到了香港，完成了一次生活的重建和升级。
Joanna 徐一家租住在九龙东的一个私人屋苑，这里背靠着小山，前方就是海湾。小区会所设备齐全，大儿子每天游泳，小儿子和小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室内外游乐场玩耍。小小的三居室虽然只有她北京居所的一半大小，但是打开窗户望出去就是大海，直望维多利亚港东入口。每隔一个月左右，就有一艘巨型游轮从窗前驶过。
也有人怀疑，为了香港永居，“硬生生熬7年”，值不值得？Noah想象高才的生活，在内地一路卷到顶尖高校毕业，如今如果在香港做1万多港元的工作，进门就是床，吃着最便宜的盒饭，某一刻他们会不会也怀疑努力的意义？
如今，普通人只有能力做一两年的规划，长远规划不在个人掌控范围。为了一纸身份，付出高昂的代价绑定多年，未来怎么样，“是很难说的。”
Noah成功续签了高才，担心高才政策不稳定，又转成了门槛更高的优才，“优才计划实施了20多年，路径更可见”。
也有人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永居身份。
Raya的孩子原本有机会直接成为香港居民，但在港待产的几天，她从最初的兴奋转为不安，物价高到不得不精打细算，白灼青菜拿开水烫一下，加点酱油，就要100港元。“收入至少要提高6倍，才能在港维持深圳消费水平。”2万港元的租金，换不来一个阳台，自然也晒不到阳光，晚上，她躺在香港一片黑暗的房间里，鼻炎犯了，感觉身体在慢慢发霉。
Raya开始害怕了。贸然替孩子选择香港身份，未来做跨境学童（指每天在深圳和香港间往返上下学），却无法确定孩子在陌生的香港社会结构里将处于何种位置，孕期第38周，夫妻俩收拾好东西，挺着更大的肚子回到了深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