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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即使是北京区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价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价的几十分之一。
鲁迅在北京买过两回房。
第一回买房是在1919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装修款，花了3500块大洋。
第二回买房是在1924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出来，去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改造费，花了800块大洋。
按银元在民国前期的购买力，按一块大洋折合50元计算，3500块大洋不到18万元，800块大洋刚刚4万元。
其实，鲁迅还买贵了呢。 1915年曾有人捷足先登，在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西段路北，买下正房3间、厢房4间、南房2间、耳房1间、门楼1间，共计11间房，占地半亩，才花了 150块大洋。当然这个案例有点儿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卖主儿急等钱用，把房子贱卖了。但即便不贱卖，民国初年的房子也卖不到好价钱。
到了 1930年，北平市财政局土地股评价委员会调查与评估全城住宅，评估的结果是小洋楼最贵，每间均价400块大洋；普通楼房次之，每间均价176块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间均价130块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间均价80块大洋。这时银元的购买力已经下滑，一块大洋仅仅相当于30元到45元人民币。假定一块大洋折合40元，每间房建筑面积平均是20平方米，可以很直观地得到1930年北京住房的平均价位：小洋楼每平米800元，普通楼房每平米352元，四合院瓦房每平米260元，普通平房每平米160元。
同样在1930年，北平市社会调查所记账式调查全城工薪阶层的家庭收入，调查对象共有2300家，包括小学教员、人力车夫、三等巡警、纺织厂工人和店员，每家平均月收入16块大洋，折合人民币640元。这种收入水平当然很低，不过跟当时房价比可不算低，因为那时的工薪阶层攒几年钱就能轻松买小院。
现在北京房价跟区位有关系，基本上是离市中心越近，房价就越高。民国时北京房价也受区位影响，以当时市面上交易最多的普通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栅栏、廊房头条、西河沿东部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370块大洋；其次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户部街南夹道、金鱼胡同、干面胡同、方巾巷、闹市口、沟沿头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310块大洋；再其次是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猪市大街、花市大街、西直门大街、鼓楼东大街、南闹市口、北闹市口、太平桥、鸭子庙、什锦街、府右街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235块大洋。
每平方丈大约是11平方米，把平方丈计价换成平方米计价，即使是区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价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价的几十分之一。
那时北京房价之所以如此之低，最直接的原因是房多人少。原住民不消说，家家户户都有住处，即使外来的新移民，也可以很轻松找到落脚的地方。1930年北京常住人口大约150万左右（含郊区），而住房却有119万间，再加上因没门牌而没被政府统计到的大量棚屋，差不多可以人人一间了。
不过从时间上纵向看，民国北京住房充足、房多人少的景象，并没能保持下去，至少在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侨民和华北农民的涌入，出现了短时间的房荒。
从空间上横向看，房源充足、房价偏低的北京，在民国众多都市中也是特例。无论抗战前还是抗战后，其他都市如上海、南京、重庆、汉口和广州，居住成本都远高于北京。像上海，同样面积和同等户型的公寓，在北京租一间每月只需几块大洋，在上海则需要几十块大洋，还不算数额巨大、几乎相当于几十年房租的挖费和顶费———民国上海房荒严重，二房东转租时趁机向后来的房客收取金条，称为挖费或顶费。
与上海类似的房荒在广州也出现过。1932年12月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载了一条长新闻，说广州房价飞涨不已，高昂的居住成本把一些市民逼进了贫民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某国民党官僚建议将广州市内所有之祠堂、庙宇、教堂一律没收，用极低价格租给那些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贫民。该建议，其实就是要推出公营廉租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