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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期美国大选，义乌又“火”了一把。有网友调侃道，只要看哪个候选人的支持物料在义乌卖出更多，就可以预判谁是总统。虽然不甚严谨，但也反映了义乌在人们心目中的小商品统治地位。
曾经的义乌，因为没有资源，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村民靠着“鸡毛换糖”自谋生路，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小商品经济。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如今的义乌已成为闻名世界的商贸城市，进出口额突破5000亿元，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常住外商达1.5万人。
义乌是怎么从一个小县城转变为国际知名商贸城市的？有何经验可循？IPP助理研究员李明令认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底层架构”——义乌至少存在两种有利于特色发展的社会底蕴。其一是义乌人的商贸智慧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具有亲和性。其二是有为政府对市场的前瞻性治理。
坊间曾流传一个故事：
某个外国领导要来杭州开会，但不知道杭州在哪儿。浙江省领导灵机一动，跟他说杭州就在义乌和上海的中间。外国领导一听，马上心领神会。
且不论这个流传是真是假，但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义乌超高的国际知名度。
改革开放之前，义乌只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交通也不方便。如今已经是全球知名的“世界超市”。那么，义乌是怎么从一个小县城，一步步转变为国际知名城市的？这里面的关窍在哪？
一、“鸡毛换糖”中的精神特质
义乌地处浙江省金华市，是个三面环山且不靠海的内陆城市。由于耕地面积少，且以酸性土壤为主，土地较为贫瘠，自古以来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为了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义乌人想到了“鸡毛肥田”的办法。将鸡毛混进泥灰里制成肥料，以“塞秧根”的方式将肥料塞到庄稼的根部，以此提升土壤肥力。鸡毛于是成了稀缺的肥料成分。
幸而当地的酸性土壤十分适合种甘蔗，所以蔗糖产量高，且能转化为多种糖制品。为了获得更多的鸡毛，义乌人便拿着糖制品去交换。这就是“鸡毛换糖”的最初形式。
1977年，从事“鸡毛换糖”的义乌农民。图源：资料图 金福根摄
在实践中，“鸡毛换糖”又演化出了非常丰富的运作内容。
第一，在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中，物什的范围越来越广。从最初的以“糖”换“鸡毛”，到以红糖、麦芽糖、小手工制品、气球、针线、哨子等小商品去交换鸡毛、鸭毛、长头发、牙膏皮、废铜废铁等东西。
从一开始专事农业生产，到后来则用交换来的货品换取微薄收益。即便是鸡毛，也只是把劣等的碎鸡毛用来肥田，稍好的则用来制作鸡毛掸子再卖出。
第二，当地人需要离开义乌去外地，但只流动而不迁移。义乌人化身为小商小贩，将自己的糖制品放到箩筐中，挑着货担，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从周边县市去到周边省份，越走越远。
这不仅需要勇气、耐性和毅力，而且利润稀薄。在义乌人的讲述中，这是一段十分艰苦的经历。不过，这些人无论去到多远，都会回来义乌。在众多义乌人的不停往返中，义乌逐渐成为商贸的中心结点。
第三，形成了十分专业化的分工。鸡毛换糖的人又被称作“敲糖帮”。“敲糖帮”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岗位大致分为“担头”和“坐坊”两种，其中“担头”是挑着货担走街串巷的，“坐坊”则是为担头提供后勤服务的，具体还有进一步的分工。
坐坊，分为“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四种。
（1）糖坊：制作糖品，用货物及现金贷给糖担，也会收购或代销糖担换来的货物。（2）站头：便于敲糖人旅居的小客栈，兼营糖担的托运业务。（3）行家：专门采购小商品供应给糖担。（4）老土地：专门收购糖担换回的货物。
担头：分为“老路头”、“拢担”、“年伯”、“糖担”四种。
（1）老路头：精于敲糖业务，要在敲糖帮里面推举产生，统率一路的糖担。（2）拢担：由各村推举，负责带领本村的糖担。业务能力稍逊于老路头。（3）年伯：由拢担指定，辅助拢担的工作。（4）糖担：也叫“担头”。主要是新手，是初次出门经营敲糖的人，归年伯带领指导。
这种分工结构不仅覆盖了“制糖—贷糖—收货—代销”这一粗略但是完整的商贸链条，具有极强的可拓展性；而且，让“鸡毛换糖”这种商贸活动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生产性、组织性、村庄性和网络性。
展开来说，专业性体现在它根据商贸的各个前台与后台环节进行了人员分工；
生产性体现在它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制糖业和商贸行业的存续与发展；
组织性体现在分工的前提下出现了非正规的管理关系和人事责任；
村庄性则体现在它对于本村人的组织和带动上；
网络性则表现在这群人所形成的义乌“敲糖帮”。
在这种分工结构下，这种商贸行为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属性，成为一种具备再生产能力且有着高度社会联结的商业活动。
因此这种商贸惯习逐渐变得牢固而稳定，而且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仅成为义乌人普遍认可的正常生计方式，而且得以代代传承，沉淀为刻在骨子里的商贸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背景下，这种商贸形式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遭到限制，但一直都有零星的活动。因为这样的商业形式、贸易基因、吃苦耐劳和敢于走出去的精神已经在义乌人当中保留了下来。
二、从边缘到中心：政府激活与商贸行业的复兴
改革开放之前，这种靠走街串巷做小生意的商业形式一直属于边缘化的经济行为。但是在义乌东部的廿三里镇，依然孕育出了民众自发组织的集市，人们暗地里在市场上摆摊和交易。这种流淌在义乌人骨子里的商贸基因，始终若隐若现地跳动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一切终于发生了变化。1979年3月24日，义乌县委秘书杨守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标志着这种商贸活动重新被“看见”并获得了合法性。
杨守春在文中指出，“鸡毛换糖”不仅有利于国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直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眼见着这种商贸活动日渐兴盛，彼时的干部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群众自发的，赶不走，也堵不住”（税务干部何金潮语）。小商品市场逐渐受到官方的认可。
1982年9月开业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图源：新华社
1982年，义乌诞生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稠城镇的湖清门小百货市场。
1984年，义乌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建成了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
1986年，第三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
1992年，建成了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同年更名为“中国小商品城”。
2002年，第五代小商品市场正式运营，且更名为“义乌国际商贸城”，并在后期逐渐从一区商城扩建到五区商城，成为“全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商品批发市场”，从“本土产、本土销”发展为“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模式。
如今的经营主体已达7万多个，商品达200多万种。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商贸城的小商品质量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管理，不少展区的定位已经转向中高端化。
根据小商品市场的变迁历程，其发展轨迹大致是从马路市场、摊位市场、棚架市场、室内市场，转变为现在的“世界超市”。
其中具体的代际差异表现在选址、建筑设施、占地面积、商场管理制度、市场辐射范围等多个方面。但不变的是义乌政府对于商贸市场的长期坚持，商业一直被视作义乌发展战略的中心着力点。
每一次的放开、更迭和扩张，都需要政府及时应对外部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也正是在这种审慎的开放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对于小商品市场的管理惯性，确立了政府对于小商品市场的管理权威。
40多年来，义乌县（市）政府一直在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政府的介入有效避免了自发性市场的潜在不足，能够约束小商品市场的零散性和无序性，让分散的理性个体在规范经营中实现共赢。
而政府对于义乌人商贸基因的顺应和激活，只是其中一步，更可贵的还要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义乌，这种关系是全链条、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涉及如何处理与企业、抽象市场、具体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
其一，对于企业，有着适度但周到的服务体系。
除了商贸企业，义乌还有许多围绕小商品制造而生的轻工企业。只要企业不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政府都会尽可能地放手甚至为其担保，积极响应企业的诉求。根据调研，义乌如今已在全市设立了21个企业服务驿站，遍布各个开发区、产业园和商会，提供涉及13个服务板块的两百多种服务事项。
1993年拍摄的义乌市大陈镇一家制衣厂的资料照片。图源：新华社
其二，把自己视作市场的开拓者，是协助市场扩大的深度参与者。
除了实体的市场，他们对于无形的摸不着的抽象“市场”，同样抱有非常具体的认知。
比如在90年代就牵头搭建了大型展销平台。1995年，当地政府决定举办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简称“义博会”，于2002年更名为“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笔者今年9月在义乌调研，一个政府干部提到义博会时说到，把举办的日子设在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后（广交会在10月15日，义博会在10月21日），就是为了等广交会开完之后，把那些没有在广交会成交的采购商“拉”到义博会，让他们顺便过来义乌。
当地政府对义博会的定位非常清晰，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初就是想跟在广交会的后面，才成立义博会并有意设定了开幕时间。就好像他们从不认为并不起眼的“小商品市场”是不屑一做的，而是甘于承认并一直深耕自己的发展定位，有着非常务实的经济“发展观”。
到2014年“中欧班列”的发车，以及202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APP“Chinagoods”的启用，也是义乌政府及上级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进入全球电商市场所做的努力。既是为了降低各类经营主体对接市场的成本，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市场。
其三，为每一个在义乌经商的人提供归属感，尽力营造宜商宜业的氛围。
在义乌调研时，一位市领导就跟我们说到，如果发生什么纠纷，一般都不会偏向本地人，反而是偏向来义乌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外国人，绝对不会让他们受到本地人欺负。
仅这一句话就反映出了政府的眼界和营商环境意识。政府一直在尽力为在义乌的外地商人制造“归属感”，给他们营造一种不在家乡、却比在家乡还受重视的感觉，尤其对于外国人要做到“老外不见外”。
外国客商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选购服装（摄于1993年） 图源：新华社
据了解，当前在义乌商贸城的商家，有大概三分之一是义乌本地人，三分之一是义乌市外的浙江人，另外三分之一则来自浙江省外乃至国外。其中，常驻义乌的外商已达1.5万多人，外资主体8000多家，境外企业在义乌设立办事处近600家。
在这样的政商关系中，在义乌的市场从业人员能把心思精力专门放在生意上，而不用操心生意以外的事，因为这些事将会由政府协助办好。
三、义乌发展的“社会底蕴”
“义乌自古是穷地，人多地少缺粮米，为了解决温饱大问题，鸡毛换糖做生意。改革开放春风起，义乌人赶上了好时期。经商做生意，拨浪鼓摇出了新天地。”这是民间说唱艺术“义乌道情”里的一段唱词。
而如今，义乌成为了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5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
总书记曾用12个字概括义乌的发展之路：“无中生有，莫名奇妙，点石成金”。
只有来过义乌的人才能体会到，所谓“从无到有”以及每一次“点石成金”的背后，都是政府、社会与市场相互交融的结果。
2008年10月25日拍摄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局部。图源：新华社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善华和孙飞宇曾提出“社会底蕴”的概念，以表示在历史变迁中慢慢沉淀在社会的恒常特征，包括观念结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等。
而对于地方来说，每个地方也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底蕴，这些特征构成了理解一个地方的起点。甚至于说，任何地方的特色发展道路，都是从社会底蕴中孕育出来的，离不开业已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
义乌至少存在两种有利于特色发展的社会底蕴。
其一，义乌人的商贸智慧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具有亲和性。
我们也许可以把“鸡毛换糖”的诞生归因于地理环境。然而，虽然交通不便，但也没有到远离城市的地步。面对这种适度的地理限制，只要再走出去一段距离，就能向外拓宽出更大的市场。而义乌人真的走出去了。在本无优势的地理环境下硬是找到了发展机会。
这种开拓最初可被理解成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但当这种商贸活动逐渐从分散个体扩大到一个地方的社会群体，社会内部便会自发地形成相应的维系机制。
鸟瞰义乌国际商贸城 图源：新华社
一个重要的维系机制就是使“商贸”“创业”变成民众的认知观念，甚至演化为地方性的文化精神特质。1989年当地提炼出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2006年进一步扩增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十二字义乌精神，就是对义乌人务实本分、积极创业的真实写照。
其二，政府对市场的积极治理，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虽然义乌人积极拥抱创业，孕育出了市场的雏形；但真正使市场集聚和壮大的，是当地政府的“有形之手”。
一方面，政府“看到”了义乌人的商贸基因，从改革开放起，就坚定地把商贸服务业作为核心战略，将地方文化精神转化为契合现代商贸发展的活力动力。
另一方面，通过平台建设、交通改良、税收优惠和规范化管理等举措，不断地塑造和强化义乌的商贸中心地位。
更重要的是，义乌政府的积极角色获得了广大市场主体的承认。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底层架构。
底层架构的本质就是稳定性。也就是说，无论未来几何，朝向何方，义乌都会在政府、来义市场主体（企业或个体户）、义乌人的惺惺相惜中实现长期发展。
而且这一底层架构同时具有“韧性”和可扩展性。正因此，义乌所展示的并不是一种地方性的商业活动，而是以地方性为基础、但又面向外界的具有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特质的商贸行业。
原题为《义乌发展观察：小商品，大格局——基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作者李明令，题目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