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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喜剧演员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尽管位于南京郊区，保利大剧院的后台却充满了新英格兰的气息。在一间化妆室里，墙上挂着囚服和一顶似曾相识的平顶帽。照片上身着这些衣服的是 59 岁的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 (Mark Rowswell)，在开始讲普通话之前，他看起来就像只会读英文剧本一样。大山对于“中国现在是不是更封闭了？”的问题，回答是：“当然。”但大山“从未想到中国会变成西方民主国家之类的”。
据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说他：四十多年来，罗斯韦尔在中文领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罗斯韦尔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接触“相声”的外国人，相声是一种特殊的脱口秀形式。今年，在三年的沉寂之后，他正在全国巡演《肖申克的救赎》中文版。剧中所有角色都由外国人扮演。
学习中文有点像在拥有十亿罗杰·费德勒的世界里学习打网球。但罗斯韦尔，即使他直到 19 岁才拿起“球拍”即“中文”，却俨然拥有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的气势。在中国，他被称为“大山”，他很容易跻身最著名的外国人之列。如果你给出租车司机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能会被拿来与他比较。“有趣的是，人们确实对我这么说，”在“比赛”开始前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你的中文说得很好，但没有大山的好。”
罗斯韦尔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就像许多神话一样，与一个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封闭中重新开放（他在当时的头条新闻中回忆道：“下一个世纪属于中国”），很少有外来人学习过汉语的基本知识。罗斯韦尔于 1988 年来到中国学习，很快就沉浸在重新发现更广阔世界的喜悦之中。
如今，气氛已经转变。在新冠疫情期间，罗斯韦尔留在加拿大时，中国再次与美国断绝了联系。中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美人再次寥寥无几：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不到 1,000 人，而疫情前有 1万多人。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上，实现更大程度融合的前景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政治控制也愈发严厉。1994年上映的监狱剧《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说，后来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这部影片的上映十分大胆。有些人认为，它体现了一种对立的世界观。但罗斯韦尔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却依然坚信要追求“共性”。
“在英语中，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在中国，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他说。“但我们盼望的是什么？自由。”
1988 年，罗斯韦尔刚从多伦多大学中文系毕业，就首次饰演了大山一角。大山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大山”，是他出演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短剧时取的，剧中有两个外国人在说“街头白话”。
他说，他说话时带有外国口音，但又学了一年后，他就能和中国喜剧演员一起出现登台了。“每个人都记得那个形象（一年前的那个形象），”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获得‘说中文比中国人好’的名声。”
很难想象其他地方有人能如此迅速地获得这样的声誉，甚至根本无法获得。但现代普通话，就像铁路、大众媒体、学校和新近重新开放的股票市场一样，是 20 世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一种更新的通用语。中国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以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为母语的人。
大山说，“我认为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从根本上被误解了，而且永远不会被理解。”
加拿大人能说出中国官方定义的发音，这一幕引起了共鸣。“说中文比中国人说的更好的想法在文化上令人安心。”据罗斯韦尔说，“我认为人们对失去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到十分焦虑。”
他回忆起相声的套路：“我扮演外国学生，和我的中文老师一起练习，但我总是比我的老师强……这就成了一种喜剧表演。”
这种公众形象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人们渴望考验他。“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完美的‘大山张口就能写出诗来’，而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他说。“我无法全天候达到电视节目的水平。”
罗斯韦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声音，无论他演唱多久，声音都保持着精细的音调。因此，在疫情期间离开中国三年期间，他在加拿大开设了一家录音工作室。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翻译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加拿大医生在河南省的回忆录（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北京或上海，但“像加拿大这样的小国”在内陆地区）。这是对他祖父母的“致敬”，祖父母是 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圣公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加拿大人。当时肺结核肆虐。“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离开中国时只剩下一个。”
此后，他很快转向中国古典诗歌，并伴着音乐朗诵。人们可能认为，他在成名之前或成名期间就已经学习过中国古典诗歌，就像许多西方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一样。“这太复杂了，太高级了，”他说。现在，他的数据库里有几百首诗歌。
他的朗诵作品都是靠记忆（他很难照本宣科，怀疑自己有“一点阅读障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浏览量达到数千万次。许多评论都说他现在“老了”，但他并不介意，因为他不想“被时间冻结”。其他人则像几十年前一样，评论他的中文水平。他说，这些诗歌被认为是“专业水平”的，而不是“新奇”。
“作为一名表演者，在我演绎的作品中，我可以达到母语水平的流利程度，”他说，“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行。”
他缺少什么呢？听别人说话时，他经常“在心里记下有趣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会想，我可以表达那个想法，但我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而那是一种更优雅的方式。
“我会寻找单词，也许我会使用比母语人士更有限的重复表达模式。”
说话是一个挑战，但理解又是另一个挑战。在一个崇尚年龄的文化中，人们现在很少试图考验他。但他也接受了不完美。“我现在努力在工作中保持真诚，”他说，“当我不明白某件事时，就告诉人们我不明白。”
他说，“你不也这么想吗？”他补充道，“拥有国际经验的一部分意义在于，你可以学会如何在一个你不一定了解一切的环境中运作？”
对于罗斯韦尔来说，这段经历是有意为之的国际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带着中国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回加拿大。即使在融合的黄金时代，他每年也只有大约半年时间前往中国大陆，而不是在那里生活。
据金融时报称，中国现在是不是更封闭了？他回答：“当然。”但他“从未想到中国会变成西方民主国家之类的”。和自己的职业生涯一样，他认为互联网是变革的驱动力。“互联网似乎让我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身份，因为世界太开放了，这有点可怕。”
他说，与加拿大相比，中国“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在比较不同文化时会强调差异。“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被误解了，而且永远不会被理解。” 但有时，他会被告知“除了大山，外国人根本不懂。”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国际主义似乎根植于战后加拿大的成长经历。他说他在学校必修的法语课上“完全不及格”，尽管一个小时前，当他描述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情况时，他以某种自信说出了“伊普尔”这个词。在他童年时期，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那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我有一些来自印度、匈牙利或立陶宛的朋友，他们在家里和父母讲母语，然后他们来到学校，讲英语，”他说。“所以我一开始就学中文……我开始认真想，天哪，我也应该学一门不同的语言。”
几个小时后，至少在南京保利大剧院的观众中，新英格兰的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外国演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准普通话说台词，故事情节和圣经引用仍然相得益彰。
该报道作者称，“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披着外国服装的中国一瞥？对于在国外并不出名的罗斯韦尔来说，这只是众多表演中的一次：这是他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剧院里几乎每个人都很熟悉，所以这似乎并不奇怪。”
“这是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遇到的问题之一，”他说，“至少读者，或者说观众，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总是新故事，总是新奇故事。”
罗斯韦尔认为，大山一直是一个“特定的实体”——一个存在于中国宇宙中的人物。“它只存在于那个宇宙中。” 大山说，“即使是这篇文章，也算是宇宙之外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