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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是托马斯（Thomas，化名）第一次入狱的年纪。
那时，他的爸爸刚去世不久，他因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抢劫一家商店，被拘留一周。
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他又一次因为盗窃被拘留。
五年过去了，这名原住民少年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都要长。
“改变很难，”托马斯说，“违法是你一直在做的事，很难戒掉这个习惯。”
犯罪-被捕-释放，托马斯就陷在这种循环中，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不止他一个孩子有类似的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说，时间越久，他们犯的罪就会越严重，刑期会越长，两次入狱之间的间隔也越短。
（失足青少年，示意图）
北领地是澳大利亚监禁率最高的地区，每10万人中就有1100多人入狱，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跟世界上囚犯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相比，也有两倍之多。
最近，澳大利亚议会正在展开讨论，要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2岁降至10岁（除了首都领地）。
消息一出，这一话题也在澳大利亚成为焦点。
澳大利亚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或地区。
比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刑事责任年龄也被定为10岁。
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刑事责任年龄也从12岁降至10岁。
相比之下，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刑事责任年龄都是14岁，跟联合国的建议一致。
不止在北领地，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讨论。
比如，在昆士兰州最近的选举中，获胜的自由国家党（the Liberal National Party）提出了一个竞选口号：“成人的犯罪，成人的量刑”（Adult crime, adult time）。
口号的意思是说，昆士兰要对犯严重罪行的青少年犯，用成年人的标准进行审判量刑。
（相关报道）
澳大利亚正在研究的新法案如果通过了，将会有更多青少年被关进监狱，有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反对。
北领地首席部长是支持该法案的人，她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让当局及早干预并解决犯罪根源问题。
“对这些长期以来在多个方面表现堕落的孩子，我们应该负责。”
“而且，对那些只想获得安全、不想再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我们也负有责任。”
今年8月，北领地的乡村自由派（The Country Liberal Party）在地区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该党派正在推动这项新法案。
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是两家印度餐馆的老板，他给该党派投了票。
去年，苏尼尔的店遭遇了五、六起盗窃案，他希望政客们能为此多做些事。
“大多数时候，都是孩子在这样做，他们觉得这样很有意思，”苏尼尔说。
苏尼尔也想过办法，他想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希望这样能减少损失。
他换了更时髦的发型，安装了摄像头，甚至为他们提供饮料。
“为什么他们出来犯事，家长却不知道？应该对家长也进行惩罚。”
（苏尼尔·库马尔）
同时，也有人反对这项新法案。
上个月，在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议会开始讨论新法案时，就有一群人在议会外面抗议。
（议会外抗议的人）
一名抗议者举着牌子，上面写着：“10岁的孩子还长着乳牙。”
另一名抗议者则发出质问：“如果这是你的孩子呢？”
原住民长老巴布·纳西尔阿姨（Aunty Barb Nasir）朝抗议者喊话。
“我们Don Dale的年轻人需要满怀希望的机会。”
“我们应该永远支持他们，因为他们迷失了方向。”
她所说的Don Dale，是达尔文市郊外一所青少年拘留中心，那里传出过一些虐待青少年犯的消息。
比如2015年，一名17岁男孩戴着头套，光着上身，被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
这激怒了很多澳大利亚人，还让皇家委员会介入调查。
（被虐待的青少年犯）
另一位反对新法案的独立政客凯特·麦克纳马拉（Kat McNamara）也喊话说，
“为了帮助一个10岁的孩子，你必须给他定罪，这种想法不合理、没效果又不道德。”
“我们不会支持的。”
不过他们的抗议没起作用，议会上大多数人都赞成新法案，乡村自由派成功推动该法案被通过。
（抗议者的牌子上写着：10岁的是孩子，不是罪犯）
有人认为，监狱也不一定总能解决问题。
拿文章开头提到的托马斯来举例，他现在18岁了，蹲监狱没让他改过自新，他的罪行越来越严重，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托马斯说，他觉得监狱有一种奇怪的、让人安心的感觉。
不是说他喜欢监狱，而是感觉很亲切。
“我的大多数家人都进出过监狱。”
“我觉得在这儿跟在家一样，所有男孩都挺照顾我。”
托马斯的两个弟弟也陷入了“犯罪-被捕-释放”的循环。
有一阵，他们的妈妈每周都要搭公交车去监狱，看望他们兄弟三个。
现在，托马斯距最后一次出狱已经过去三个月，这是他长到十几岁之后，最长的一段自由时间，虽然还要戴政府发的电子脚镣。
他获得了Brother 2 Another的帮助，这是一个由原住民发起的项目，意在引导和帮助失足的原住民青少年。
（失足青少年，示意图）
Brother 2 Another项目会把这些年轻人，带到达尔文市郊外工业区的一座改装建筑里，为他们提供放松的空间，还有感官室和健身房。
他们还跟一些学校合作，帮助失足青少年找工作，因为很多被警察抓过或蹲过监狱的孩子很难找到工作。
该项目的负责人说：“把这些孩子关起来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方式。”
“这需要提供更多的改过协助服务，为原住民主导的项目提供更多资金，因为他们才真正了解这些家庭的处境。”
“然后我们会慢慢看到变化。但如果只采用‘把他们关起来’的默认做法，是起不了作用的。”
（Brother 2 Another的负责人）
就像这位负责人一样，不少人觉得解决失足青少年的问题，蹲监狱不如让他们好好受教育。
因为在现实中，原住民经常面临诸多不公，处境往往比较艰难，这导致原住民青少年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才会频频失足。
这不仅是进不进监狱的问题，也关乎公不公平。
北领地的居民中，原住民只占30%，但被关进监狱的青少年几乎都是原住民。
如果新法案通过了，受影响最大的也是原住民群体。
一位曾帮很多失足青少年打过官司的律师，就支持这一观点。
他觉得，需要把更多钱投入到教育上，而不是监狱，这样才能从源头预防犯罪。
“原住民没有发言权，所以遭受了巨大的不公和伤害。”
“这种情况的发生，无比生动明确地揭示了，这个国家有多么的种族主义。”
在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家儿童事务专员安妮·霍伦兹（Anne Hollonds）认为，因为给弱势儿童（其中很多是原住民儿童）定罪，澳大利亚正在制造“最紧迫的人权挑战之一”。
“旨在帮助他们的系统，包括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都不起作用，这些孩子正在陷入困境，”安妮说。
“我们无法通过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有证据表明，关押儿童并不能让社区更安全。”
（抗议新法案）
所以，人们才越来越倾向通过教育而不是监禁，对失足青少年进行早期干预，并减少边缘化和对他们不利的因素。
现在，已经有一些组织开始这样做。
上文提到的失足少年托马斯，就说过他有严重的内耗，而外界对他的经历知之甚少。
“我觉得没人关心我。没人愿意听我说话。”
他指着胳膊上的咬痕说，
“我一直在伤害自己。”
“看到这里的伤疤了吗？”
监狱不能让托马斯改过的，
但愿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能够做到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