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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週年之际，中国官方重申“抗日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史观，台湾则上演一场“终战”与“抗战胜利”的用词之争。这些争议不只停留在政治攻防，也扩及历史教育。DW采訪两岸的高中生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探讨战争记忆如何被形塑。
同样谈二战，台湾和中国的高中历史课本叙事差异极大。图像来源: HPIC/dpa/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第一天，新学期开学不久，刚升上高二的伍六注意到同学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兴奋：再过两天，北京就要举行九三阅兵仪式，她们学校已经安排好让学生透过大萤幕，集体观看阅兵。
“我们强调的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生活在中国东北，伍六从小熟悉官方的这套固定说词，对于常常伴随出现的爱国、反日民族主义，更是不陌生。她身边老一辈的东北人倾向仇日，东北饭馆甚至有道菜叫做“油炸小日本”。每年九一八，学生都要参加参访活动，实地了解东三省曾经遭遇的侵略；她还听过历史老师在课堂上传递这样的想法：“如果你在中国，你不记得日本人对中国做了什么，那你就不配当中国人。”
去南京旅游的经验，也曾让伍六感受到强烈的仇日情绪。“（中国）国内很强调说我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也确实是很正义，人家都打到你家了，你还不把他赶跑吗？”
伍六告诉DW，她很努力改变偏见，试著理解“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坏”，却还是免不了对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仇恨。“我发现我改不透，因为到现在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地给你输入这些观念。”
远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同样经历过日本殖民，但如今反日氛围相较之下不那么浓厚，传承给新世代的战争记忆也更为纷杂。
台湾南部的高三生黄同学自幼对战争的历史很感兴趣，课内课外接触了各种战争故事。课堂上，他学过中华民国的“八年抗战”历史，读过台籍日本兵的故事，稍微听说这个群体战后面臨的尴尬处境。他也记得自己的阿公曾谈起殖民时期躲空袭的经验，“阿公说，当时飞机是从中国那边飞过来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战后的数据，二战期间约有20万台籍日本兵和军属。图像来源: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二战末期，中华民国与美国盟军曾多次轰炸当时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了解到这样的史实之后，黄同学不再从“抗战胜利”角度来看待台湾的复杂经验，而是只理解为“二战结束”。
台湾脱离日本殖民后，换成中华民国统治。黄同学向DW形容，战争下的台湾像是被迫卷入的“部件”，难以形成主体论述，更留下许多难题需要解答：“你会感觉，我们不是一家人吗？我们（台湾人的）身份证上面不是都写中华民国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讲的事情差这么多？”
词汇的战场：“抗战胜利”与“终战”之争
80年前那场战争，日本的扩张野心把台湾和中国拉进战火；80年后的今天，一场历史诠释之争在海峡两岸登场。
中国政府纪念的是9月3日，也就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隔日。今年恰逢整数年，阅兵式的规模更显盛大，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总统普京等20多国领袖都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九三阅兵前夕，官媒和党媒强调要弘扬中国的“正确二战史观”，例如《求是》杂志统整了习近平的论述，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加上“善恶二元对立”的框架，形塑出这样的史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几千万人为独立、自由、和平所付出的牺牲不容否定。任何人想要否认、扭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8月15日发表的纪念文章则试图兼容不同群体。他强调“团结必胜、侵略必败”，并特别提到盟军战俘在台坠机事件，当时日本人和台湾各族群曾携手搜救，却一同遇到山难。他还提及今年台湾驻日代表首次获邀参加广岛和长崎的和平纪念典礼，显示双方现在能以民主友盟之姿，为和平“肩并肩坐在一起”。
然而，赖清德因使用“终战”描述二战结束，遭国民党阵营批评是“矮化抗战史”，甚至“媚日”。这背后反映台湾不同群体对二战历史有不同的认知。
“终战”一词可以回溯到1945年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宣读的《终战诏书》，有论者认为它淡化了日本战败耻辱。部分台派人士则主张，“终战”更贴近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人历史现实，因为当时的台湾人并没有“对日抗战”，反而约有20万人以日本兵或军属的身分上过战场。
战后，有过“抗战”经历的人随国民党政府陆续到台湾，中华民国展开统治，执政初始便把9月3日订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后来改称“军人节”。大约四十年的威权统治之下，“对日抗战胜利”成为台湾二战历史叙事的主旋律；台籍日本兵、高砂义勇队等各种历史经验，因而被挤压到台湾人记忆边缘。
赖清德用“终战”一词，有论者解读这是民进党政府希望呈现不同于中华民国传统的史观。台湾历史学者陈翠莲向DW表示，“抗战胜利”是战后的统治者观点，“把台湾的历史记忆连根拔除，置入新的历史叙述”。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批人在战争的时候是站在对抗日本、也就是抗战的角度；但本地的台湾人，其实是在战争动员的状态下，被迫不得不加入这个战争。” 陈翠莲认为，台湾的历史叙事应该要能够如实呈现这样的落差，而台湾民主化二、三十年来，也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渐渐长出多元的历史理解，无论是谁都很难再强加单一史观。
从政治攻防到历史教育
政治人物争论“终战”与“抗战胜利”用词之际，社群平台许多网友感叹教育对人民记忆与历史认知的影响深远。国民党威权统治以来，台湾的历史教育长期侧重中国史，但近年课纲修改，台湾教育转趋为呈现多元观点。
2019年起，台湾施行“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又称为“108课纲”，强调“人民的主体观点”和各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编排上，虽然仍是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基本架构，但更著重认识台湾自身历史，并扩及台湾与东亚、与世界的关系。有些质疑者称新课纲“去中国化”，但也有人主张它有助于学生更了解台湾的现实处境。
按照“108课纲”的理念，现在的台湾历史教科书上不只一种史观；任教于板桥高中的历史老师黄惠贞向DW表示，“108课纲”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例如二战议题，高中三年内至少就要讲三次，分别从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出发，以求涵盖不同人民的视角。
在教学时数有限的情况下，黄惠贞尽可能在课堂上带学生从概念去反推，理解不同立场。“比如我会告诉学生有很多说法，会有人讲‘终战’，或者讲‘光复’，那我们就字词来考证一下，这两种说法背后指涉的立场是什么。”
“我必须要很清楚认识到，学生的历史知识并不只是从我的课堂上取得……特别是跟立场有关的知识。”黄惠贞认为，历史老师要做的是教学生学会辨识立场的工具，让他们有能力在各自的人生中，自己形塑、选择、甚至转换立场。
台湾北部一位历史兼课老师张先生告诉DW，他也会试著在课本的基础上，对学生抛出一些“挑衅”课本内容和学生既有认知的提问，逼使他们从当时人的角度去思考，进而发现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
举例来说，讲到二战期间蒋介石与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发表了《开罗宣言》，他会请学生去查出蒋介石以什么身分代表中国与会，进一步思索更复杂的问题：“蒋介石头衔是叫做军委会主席，甚至不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那他出现在那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合法性如何？”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有时间和能力按照课纲理念发挥、带动学生讨论。就读台湾南部名校的黄同学就说，他的历史老师通常只照课本讲。
黄同学形容，课本就像是“给你一碗白饭”，没有让他感受到试图强加特定史观。以他们学校采用的“三民书局”教科书为例，说到二战如何结束既不是写“终战”一词，也不是用“抗战胜利”，仅仅是说日本在8月15日无条件投降。
相较之下，中国的历史课本在黄同学看来像是“疯狂加料”，“你吃的是米，可是你的味蕾感受到的是调味料”。
在政府大力主导之下，中国教科书的二战历史叙事不脱于官方的表层说法。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必修历史课本上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接受过中国高中教育、后来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海外中国人何立言向DW表示，“中国反法西斯”这个名头用了很多年，但从没有遇过有老师仔细说明什么是“法西斯”，而是只传达出“日本就是法西斯，纳粹德国就是法西斯，那你记住了，我们的敌人就是法西斯”。
“所有的抗战叙事里面都是说，我们的侵略者绝对是坏人……因为你一旦承认他的人性，再去对他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或是严重很多的报复的话，就会丧失了正当性。”何立言认为，中国官方不断重复仇恨与受害者的叙事，强化了仇日情绪，甚至可能引向一种危险的结局，那就是“用一场战争去解决另一场战争”。
从政府到民间，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二战叙事塑造出“唯一正确”、不容挑战的论述，有些学生因此倾向不表达看法，选择噤声。
一位选修日语、嚮往赴日留学的中国高三学生诗雨告诉DW，她有一些很“激烈爱国”的同学，会觉得“要直接发射原子弹把日本打沉了”；遇到这种同学，她通常选择沉默，“要实在非得让我说的话，我就顺从一下……就是怕被人说”。
当代需要什么样的战争叙事？
台湾大学的历史学者陈翠莲指出，中国的近代史有一种“很强的耻辱感”，影响到当代怎么看待历史。“他们的历史叙事一方面是要重新找回中国梦、中国人的光荣，再配合政治意图，会强调怎么恢复中国的荣光，例如从中国租借出去、割出去的，都要一一收回来，所以香港是第一个，台湾是接下来的目标。”
若要跳脱民族主义式叙事，或许需要对战争建立更立体的理解。陈翠莲说，在大学历史系课堂上，通常不是从特定国家的立场出发，而是拆解战争的脉络，例如战争在什么情境发生、哪些国家出于何种企图、如何宣传、动员了哪些人、这些人又受到什么影响。
台湾高中历史老师黄惠贞说，讲到战争，绝不应歌颂任何所谓“伟大的战役”，因为每一场战役背后都是无数的平民苦难。“这些人战死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需要好好去认识，然后我们要想怎么去看待这些为了自己相信的信念而战死的人，才知道要怎么去做选择。”
创办“故事”历史推广网站的台湾出版人涂丰恩告诉DW，二战的历史情境，也有能够跟当代对照之处。当今台海两岸的紧张情境下，台湾内部有人认为应尽速备战，也有人认为应放低姿态；同理，二战期间也有主战与主和派，能帮助现在的人借镜、依自身处境做出更好的决定。
涂丰恩还观察到，二战结束80週年之际，日本的出版界陆续出了很多对战争的新诠释；台湾虽推出了一些翻译著作，但仍较少有本土的书写。他补充道，近几年有《由岛至岛》、《听海涌》等影视作品，从东南亚的视角去看台湾在二战中的角色，这些都有助于触发更多讨论，回应当代社会。
中国也有谈二战议题的新电影推出，但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基本上仍只能说官方能够容许的故事。许多“爱国电影”常遭外界诟病，例如《南京照相馆》便遭批渲染、鼓动仇恨。
在澳大利亚的海外中国人何立言说，置身于中国的抗战叙事体系之中，必然会接收到充满爱国主义与仇恨色彩的信息，也很难没有情绪反应。“你一旦选择留在那里，你想什么，就不是你能决定的了。”
何立言谈及自身与友人的经验，认知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从民族主义叙事里脱身，也不是每个人都撑得住时时刻刻的高度反思、去对自己“进行一种个人化的战争”。何立言说，那样的反思非常消磨，但是“人不能每时每刻都体会痛苦，那活不下去”。
东北的高中生伍六认为，“爱国电影可以有”，因为人民还是有义务知道自己的国家发生过什么事情；然而，现在大部分的战争片却反而像是在发扬另一种军国主义。
“如果说理性一点的爱国，我就会把史实放在你这边，你自己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去想到说，我们确实应该反对法西斯……而不是说，我不告诉你史实，就只告诉你应该怎么想。”
伍六表示，战争应该是涉及全人类的事情，不该只局限于“谁打了你，你讨厌谁”的层次。她认为，重要的是该如何从中汲取教训，才能不让战争再有重演的可能。
出于安全考量，中国学生伍六、诗雨、何立言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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