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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HILDA）显示，近四分之一的退休人员或在未来二十年内依赖租房居住，反映出整整几代人在从工作阶段过渡至退休时，因无法置业而陷入贫困的风险正在升高。
该调查自2001年起持续追踪相同家庭，其数据显示：退休人员中租房居住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6%攀升至2023年的12%。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University）商业与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HILDA报告合著者凯尔·佩顿（Kyle Peyton）博士指出，若住房状况无法改善——这已属乐观假设——到2043年，澳大利亚或有24%的退休人员成为租房群体。他强调，“当前三四十岁的无房租房者，正是未来退休租赁市场的主力”。
佩顿博士批评当前每年17万套住房的建设速度“可悲”，认为根本问题在于长期未能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AMP机构估计，全澳目前住房缺口累计达20万至30万套，而现阶段年建房量仅约17万套，远低于《住房协议》（Housing Accord）设定的年建24万套目标。AMP首席经济学家谢恩·奥利（Shane Oliver）警告，联邦政府帮助首购族的5%首付和共享股权计划，可能推高需求反而短期加剧购房负担。
HILDA报告表明，过去二十年间房价上涨逾400%，远超工资涨幅，民众平均需储蓄十余年方能支付首付。完全拥有住房的退休人员比例从2003年的75%降至2023年的66%，仍有房贷者则从13%增至17%；总体有房退休人口比例由88%下降至83%。相比之下，租房退休者既无房产财富，养老金积累也显著不足：2023年超过四分之一租房的退休者无养老金储蓄，房主中该比例则不足十分之一。租房退休者平均养老金余额为27.7万澳元，远低于房主的50万澳元。
佩顿博士表示，养老金协会（Superannuation associations）建议有房者需10万澳元即可维持舒适退休生活，而无房租房者到2025年则需34万澳元，突显其结构性劣势。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2月报告同样呼吁提高联邦租金援助，并指出近退休低收入群体住房自有率迅速下降——从1981年至2021年，45–54岁最低收入40%群体中有房者比例由68%跌至54%。目前私人租房的退休人员中有三分之二处于贫困状态，包括超过四分之三的单身女性，半数人储蓄不足2.5万澳元，越来越多老年人面临无家可归风险。
佩顿博士总结，澳大利亚退休体系基于“居民拥有住房”的传统假设，这对多数有房的婴儿潮一代成立，但如今中等收入者已难以购房。他指出，“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不平等加剧的故事：富人更富，普通人更穷。”
报告还显示，COVID-19疫情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在2001–2019年间基本稳定的基尼系数，于2020年因封锁和补贴短暂下降后，2022年飙升至历史最高。
家庭可支配收入在2023年亦低于2020年水平。疫后物价上涨（尤其汽油）及房贷还款压力重创家庭开支，2021–2023年间机动车燃料支出上升25.3%，房贷还款增长20.4%，而烟草、儿童保育、房屋维修及酒精支出则大幅下降。
此外，远程办公习惯在疫后巩固：2023年有35%的员工至少部分时间居家工作，较疫前上升10个百分点。
大流行还持续影响公众心理健康与社会联结：2023年仍有27.5%女性和22.8%男性存在心理困扰，较2013年显著上升。社交频率自2001年持续下降，仅30.3%的人每周与亲友见面，认同“我有很多朋友”的人数也在减少。报告警告，朋友数量减少将加剧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风险，而随年龄增长交友愈难，使该趋势尤为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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